心理抗疫进入主战场

    “当所有潮水过去，会露出礁石。”疫情“潮水”正在退去，但心理“抗疫”刚刚进入主战场。

    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型灾害的公共危机心理干预首次进入国人视野，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灾后心理援助“元年”。创伤后应激障碍、隔离带来的负面情绪、社会警戒心理升高、对病患的污名化……大量调研数据显示，突发公共灾难事件后，受灾人群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病率可达33.3%，抑郁症的发病率可达25%。

    有时候，承认我们的“心”出了问题，依然是一件不知从何说起的事。

    “大灾面前，很多人会因为丧失安全感，像一个张开的刺猬。”第11批江苏援武汉医疗队队长李箕君说，如果我们总是去拔“刺”，就会产生恶性循环。由于历史、文化因素所致，人们习惯把心理卫生和思想教育等同起来，要么把“心病”不当病，或污名化为“精神病”，导致整个社会不太重视心理因素在事件发展中的作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比较缓慢。

    对于心理危机干预在灾难救助中的深远意义，社会上存在诸多错误认知。比如，认为时间、物质帮助和金钱赔偿能冲淡一切；认为只要有爱心、耐心，就能做好心理危机干预；认为心理危机干预是灾难发生后“打补丁”，不需要全程参与等。

    必须认识到，心理危机干预既不是“打鸡血”，也不是“忘忧草”。它更像是一根“拐杖”，支撑人们在灾难中走出情绪、行为、认知的困境，增强自愈力，形成心理“免疫”。几乎所有的精神心理科专家都认可一点，灾难事件后的心理危机干预在中国具有独特性，必须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符合国人心理特点的路径。

    摸底不清，力量分散，是横亘在心理抗疫前的一道关口。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高文斌认为，如同传染病直报系统能直观显示疫情进展情况，心理干预专家同样需要一个收集数据的权威渠道，才能做出正确判断。但现在心理调查、反馈的数据收集并不通畅，缺少一个社会信息调研系统平台。

    据统计，我国平均每年有2亿以上人群会受到各种突发事件影响，但能直接提供的心理援助服务有限，供需缺口十分突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表示，首先，应尽快让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有法可依”，把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提升至国家层面，加强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心理培训。其次，构建常态化、规范化的精神心理分级救援体系，加快补上专业人才短板。开展国民防灾教育，编制科学、权威的心理危机干预手册，加强民众心理健康素养。

    （《半月谈内部版》2020年第4期 屈婷 林苗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