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精神

    “中国工业精神”起源于新中国早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从革命中诞生的新国家要改变极度落后贫穷的经济状态；另一方面，中国又要坚持走政治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前一个目标是为“富民”，后一个目标是为“强国”，二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但如果把中国的发展置于历史脉络中，两者之间就可能存在矛盾，由此造成两者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影响了中国工业精神的兴起、衰落和复苏。

    对于开国一代的国家领导人来说，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发展经济的前提，而不是相反。这种思维并不主要是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抗日战争前夕，外资控制着大约42%的中国工业资产，例如60%以上的煤炭、86%铁矿石、80%生铁、88%的钢以及76%发电量；即使是在中国民族资本最强大的棉纺织工业中，外国企业也拥有54%的纱锭和44%的织布机；外资还控制着中国造船工业和各种轻工业（包括木材加工、皮革、卷烟和饮料）一半以上的产量、73%的船舶吨位以及公用事业的大部分；中国的银行业、保险、外贸则更是由外资主导着。但是，那时的中国不仅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侵略。

    如一位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指出，自从1940年代末的冷战开始以来，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创造、保持、捍卫和扩大了一个世界自由经济的秩序；同时美国又利用它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权地位来服务于自己特定的目的——美国在横跨“两极”和“单极”的时代，一直同时是一个体系的制造者和特权的获得者。这个体系具有的政治性质本来就排斥打破其秩序的任何社会革命，所以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政策。很显然，如果新中国要在成立之初融入世界市场，就不能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

    因此，“强国”优先在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头脑中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困难，由此所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先体现于新中国在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的阶段却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结构，它在工业发展方面的表现就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由于发展重工业和上游工业需要更高的投资强度，所以在投资分配上必然表现出重工业优先的特征。

    在存在霸权的世界体系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一种极高的抱负，但又处于经济贫困的状态。于是，远大目标与现实资源之间的巨大差距产生出要弥补这种差距的精神动力。虽然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成为中国工业精神形成的标志。

    （《北京日报》3.30 路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