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节选）

    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当下更值得重温研读。

    从2010年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率领下，多部门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作出了此项研究的总报告。文章发表于《比较》2012年第5辑，随即引发广泛关注，并于2014年获第十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这篇雄文对两次危机的区别点和共同特点做了精湛分析，提出一些颇有见地、值得重视的观察与评论。文章指出，两次危机发生前，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在政策思考中，作者提出，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这些论述在当下具有重大的思想启迪。以下为节选。

    两次危机的共同特点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归纳。初步得到十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 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3.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质疑：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否具有永恒性？

    6. 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形势都缺乏准确的理解，大萧条时期美联储的决策者基本没有总需求管理的意识，而这次美联储则对已经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与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所应该执行的货币政策认识很不到位。

    7.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 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9. 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个判断可能被两次危机所证实。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三点政策思考

    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这里主要想提出三点思考。

    1. 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实施。

    3.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澎湃新闻 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