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圣散子方”

    苏轼一生与杭州有不解之缘。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因大旱歉收，《宋史》记载“饥疫并作”，即饥荒与瘟疫并行，百姓苦不堪言。针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时任知州的苏轼拿出“圣散子方”，“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苏轼令人在街头架起大锅，大量熬煮加了药剂的粥，派遣官吏带领医生“分坊治病”，救活民众无数。

    圣散子方是苏轼在黄州时，从眉山老友巢谷那里得来的秘方。苏轼曾著文介绍其药效：“自古论病，惟伤寒最为危急，其表里虚实，日数证候，应汗应下之类，差之毫厘，辄至不救，而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病情严重的“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守完复”，病情轻微的药到病除，即使“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巢谷视圣散子方为至宝，曾要苏轼指江水为盟，绝不外传。苏轼虽口头答应，但为了治疗更多百姓，把药方传给了当地名医庞安时，后记录在《伤寒总病论》中，到明朝嘉靖年间，圣散子方又单独成书流传至今。

    杭州这场疫病让苏轼认识到，杭州是水陆交通要塞，人口流动频繁，因而“疫死比他处常多”，所以应设立“病坊”。后来，广州疫病流行，友人王敏仲来信求助，苏轼把杭州战“疫”的经验介绍给他，认为“救药病疠，政无急于此者矣”，建议“莫可擘划一病院，要须有岁入课利供之，乃长久之利，试留意”，不仅着眼于解决眼前的问题，也留意于长久之计策。

    （《中国纪检监察报》2.28 崔洁 黄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