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的贡献

    每次进行遗体解剖前，法医刘良总会先给逝者鞠个躬。

    2月16日深夜1点半，在金银潭医院临时改建的“解剖室”里，刘良弯下腰，心里默念着：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这是新冠肺炎患者的首例遗体解剖。截至3月11日，他已主持解剖10具遗体，占全国新冠肺炎患者遗体解剖数的3/4以上。

    3月4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内容新增了根据尸检结果所得的7条“病理改变”。其中，“肺泡腔内见浆液、纤维蛋白性渗出物及透明膜形成”等是刘良团队解剖时发现的。

    仿佛处于“核辐射中心”

    1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不久，刘良和同事觉得应该对新冠肺炎逝者进行尸检，搞清楚临床表现以及病毒侵害了哪些脏器。他在工作群里提起此事，同事纷纷主动请缨。他们向有关部门表达需求，不过难题接踵而至，第一个就是当时没有负压解剖室。

    解剖时，患者体内的病毒会大量进入空气，而新冠肺炎病毒传染性极强，解剖人员仿佛处于“核辐射中心”。因此，解剖室必须有负压环境，通过室内外的压力差往室内抽气。早年，北京地坛医院有一间解剖室曾用于非典研究，除此之外，国内几乎没有达标的解剖室，尸检一事便搁置了。

    2月15日，转机到来。一位新冠肺炎逝者的家属同意捐献遗体，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找到一间具备负压条件的手术室。同一天，国家卫健委召开紧急会议，特事特办，紧急出台文件，并给重点医院口头通知，在武汉召开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病死病例的尸检事宜。

    刘良作为专家参与了这次会议，医院随后开始改造手术室。原本的器材、桌椅都被搬走了，只留下一张床。东西多容易造成磕碰，还会搅动室内气流，导致病毒四处散播。不过，做完第一场解剖手术后，刘良发现，对新冠肺炎患者遗体的解剖远比想象中复杂。

    半个多小时才卸完装备

    刘良59岁，在解剖团队中算是老人了，那一阵有传言老年人更容易感染新冠病毒，但是，“临上场前顾不了那么多，不管多少岁，能上就上”。他和法医助手、记录员分别戴上三层手套、两层口罩、三层帽子以及护目镜，穿上防护服。手套层层叠叠，刘良难以像往常一样轻巧持刀，但仍匀速稳定地切开了胸腔。

    手术做着做着，刘良觉得胸口越来越闷，动作越来越慢。原来，防护服规格高，不透风、不透气，“穿上后就像宇航员”。解剖持续了3个多小时，快结束时，刘良严重缺氧，护目镜上都是蒸气，看不清东西，整个人快虚脱了。他决定出门，让另一名法医接替，往外走时还特意放慢步伐，就怕搅动气流。

    走出“解剖室”，还不能松懈。他来到专门的房间卸装备，一名助手在旁，拿着清单，纸上详细写了每个步骤：脱手套、脱帽子、摘口罩、脱鞋套……做每一项之前要给双手喷酒精消杀病毒。“这是关键步骤，就是说每做完一个动作，就要往手上喷酒精，再做下一个动作。因为做一个动作时，如果不消杀手部就直接去摘眼镜或帽子，病毒就跑你身上去了。”刘良硬撑着，花了半个多小时才卸完装备。

    8个小时后，刘良再次接到张定宇电话，得知又有一例逝者遗体可以进行尸检。刘良只睡了两个小时，赶紧召集团队前往医院，进行第二例解剖。那天之后，刘良把大家召集起来，反思对新冠肺炎逝者的病理解剖过程，以供后续参考。“很重要的就是在进‘解剖室’前把一切可能用到的器材准备好。”进行一般解剖时，记录员可能会在室内给照相机装内存卡。“第一次解剖时，我们发现这样太花时间，医护人员暴露得越久就越不安全，而且动作多会搅动空气。所以，接下来的解剖必须在进去前就装好内存卡、电池，穿好缝合针线，配好可能用到的药水。”就这样，之后的解剖时间从3个多小时逐渐缩短为3个小时、2.5个小时。

    降低了危重病例死亡风险

    在前期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中，有个现象让医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有些患者仰着睡时，容易缺氧，翻个身趴着，氧气量就增加了。第一次尸检后，刘良解开了这个谜题。

    他见到逝者肺部有非常黏稠的液体。“肺是氧气和二氧化碳交换的场所，形状像倒着长的树，‘树干’在上，‘树叶’在下，氧气通过‘树干’流到‘树叶’实现供氧。黏液堵住肺部时，氧气无法顺利通到肺叶，病人就会缺氧；如果让病人趴着，黏液可能会流下去，气管通了，氧气就多了。”刘良记得，此前有位四川的医生，治疗时让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趴着睡觉，结果这些病人没有一人转成危重。这些黏稠液体即方案中的“浆液、渗出物”。

    “病理不直接干预治疗，也不提供具体诊疗方案，我们做的就是提供尸检结果作为参考，以供医护人员在后续的诊疗中进行调整。”刘良接受记者采访这天，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的内镜清肺小组就对患者进行纤支镜清洗，抽除了肺泡中的黏液。从CT上看，左肺不再是大白肺，而变得透亮。参与治疗的一位医生很激动，在朋友圈发文：“降低了危重病例死亡风险！”

    （《环球人物》2020年第6期 陈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