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感染科

    2003年SARS结束后，中国曾迎来一轮感染科的发展热潮。然而，17年之后，在眼下这场新冠病毒阻击战中，原本应是主力军的医院感染科，却显得力不从心，暴露出人员、场地、设备均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表示，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出，国家需再次重视感染科的发展，感染学科的发展应回归到“大感染学科”建设的路径上来。

    一

    王贵强的办公室位于北大第一医院门诊楼南侧一栋灰色老旧的三层行政楼内，行政楼一层从今年1月23日起开设发热门诊，他所在的感染科全员上阵。北大第一医院也是国内较早设立感染科的医疗机构之一，只不过那时的感染科还叫传染科。

    1950年代，鼠疫、霍乱、伤寒、痢疾、血吸虫病等传染病还在中国流行。为更好防控这些传染病，各大学附属医院纷纷成立传染科。北大第一医院传染科即于1955年成立，“当时传染科的力量非常强大，国家重视，传染科由精英人物组建。”王贵强说。

    这种专门治疗传染病的学科模式，被称为苏联模式。传染科设有隔离病房，与此同时，当时国内多地还建立了传染病专科医院。北京最早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为地坛医院，1946年建成。

    到了1980年代，中国人传染病的疾病谱也发生变化，霍乱、血吸虫病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病毒性肝炎成为发病率最高的感染性疾病，医院感染科长期就是各类肝病病人。

    1990年代后，随着疫苗等防控手段的出现，传染病的病种也越来越少。今年82岁的翁心华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他说，上世纪90年代前后，由于传染病患者数量的减少，医生们另谋他业，不少医院都在不同程度上裁撤传染科，传染科的规模出现萎缩。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人民医院是当地新冠肺炎的定点救治医院，感染科主任杨友明在这一科室做医生已有31年。他刚进入传染科时，科室还有40张床位，此后，其他科室床位逐步增加，传染科逐渐减少，到2003年SARS前后，传染科只剩下15张床位。

    二

    缪晓辉曾担任过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长征医院副院长、感染科主任。

    1998年，他接手长征医院感染科时，这是一个“无论文、无基金、无成果”的三无科室。2000年，医院要大力发展骨科，院领导想将拥有三十多张床位的感染科病房转作骨科病房，撤掉感染科，缪晓辉不同意，找院领导据理力争，感染科才得以保留，但却被迫搬到医院三公里之外的一个由毛纺厂改建的康复科里。

    面临生存危机的不止综合医院的感染科。2003年SARS前，因传染病患者大幅度减少，地坛医院曾一度面临被撤并入北京另一家传染病专科医院——佑安医院的命运。当时，北京市卫生局表示，佑安医院有700多张病床，平时收治的病人只有三四百人，地坛医院有500张病床，常年收治病人的规模也就两三百人，两家医院都吃不饱，浪费资源。但在SARS时期，地坛医院收治了329名病人，危重症病人占到50%以上，对阻击疫情起了巨大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救”了地坛医院的命。

    而传染病的大幅减少也使得业内开始思考学科发展方向的改变。三年前，北大第一医院已经将传染科改为感染疾病科，全国各级医院也相继将传染科改为感染科。

    三

    温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陈永平至今还对2003年抗击SARS时记忆深刻，设备仓库临时改造的隔离病房，用砖墙垒起来做物理隔离，一间病房里住四五个人，病区只开出一个小门给医生进出，没有“三区两通道”，根本是“螺蛳壳里做道场”。

    SARS过后，陈永平与院领导都觉得要加强感染科建设。2012年，医院感染科搬进了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新大楼，整栋楼负压设计，提供160多张床位，有移动CT等设备，医生和患者分别从地下一层和地上一层进入病区。新冠疫情中，作为浙江省级定点医院，温医大第一附院共收治了近百名疑似及确诊患者。

    翁心华记得，当年SARS发生后，原卫生部官员到上海了解三级医院感染病科发展情况。“我和他讲，医院里最破烂的地方、人少的地方就是感染病科”，这名官员回去后，就给上海市的医院拨款，加强感染科的建设。2004年，原卫生部要求，全国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须建立感染性疾病科，同时开设发热门诊及肠道门诊，这两个门诊也成为绝大多数医院感染科承担的职责。

    四

    1990年代以来，医疗开始市场化，感染科成为不赚钱的科室。

    王贵强以他所在的北大第一人民医院为例，大约4年前，一年的肠道门诊、发热门诊总量分别为1万例出头，平均下来每天只有三四十例病人。

    赵晖将感染科的工作形容为“赔本买卖”，一方面，感染科的病房设置需要单独且较大的空间，病人因为要满足隔离条件，有些不同病种的病人不能安置在一起，使得床位的利用率不能达到100%；另一方面，感染科以药物治疗为主，不像外科那样使用各种器械，随着药品零加价政策的实施，加之结核、艾滋病的药物都是免费提供，令感染科的收益变得极为有限。

    而相比其他科室，感染科必须要用的医用防护用品又是一部分不小的支出，这使得医院没有发展感染科的动力。在医疗服务被推向市场化后，感染科医生的收入普遍在医院各个科室中处于最低层次的水平。

    待遇偏低，感染科的发展受困，加上社会普遍对传染病的排斥等多个因素，使医学院毕业生普遍不愿意到感染科工作。杨友明所在的科室已经有四五年没有进来新人，科室只有二十来个人的规模，一旦科室人员想要到外地进修学习，就会令日常运转难以维系。

    作为中国感染学科发展的“重镇”，王贵强所在的北大第一医院感染科的床位数长年来一直没有增长，近期还因楼宇改造，被压缩到一半，仅有30张。感染科的人才队伍自2003年SARS后补充了两名新人之后，至少有12年没有再进人，“这从客观上影响了整个学科的梯队建设”。

    王贵强认为，当下中国感染学科面临的现状是平时没有传染病大流行，感染科不受重视，传染病一来，又显得难以招架。

    （《中国新闻周刊》第10期 杜玮 彭丹妮 杨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