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记住不幸 努力寻找确幸

    在这场猝不及防的疫情中，不少人重新捧起了那些“沉重的书籍”，比如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普雷斯顿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毕淑敏的《花冠病毒》……这些灾难类文学作品，或是虚构，或属纪实，都击中了读者的内心。

    人类总是渴望平安，但灾难却从未远离过人类社会。从病毒的肆虐蔓延到市井百态，从英雄的舍命相争到个体的命运起伏，这些描写就像是一种“神预言”，与现实发生的状况多有相似，由此产生了极具张力的纠葛：荒诞、无奈、疼痛、分离、真诚、牺牲、成全、坚守……正是在感同身受的情感里、在设身处地的思考中、在意味悠长的警醒里，文学与心灵产生了共鸣，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被打破。这是疫情文学当下流行的精神意义，也是灾难作品长久不衰的现实价值。

    一场疫情，侵害的不仅是人的身体，更有心灵上成年累月的伤痛。加缪写道，“鼠疫带来的梦魔将永远萦绕奥兰人的心头，如这荒谬的世界。”在眼下这场疫情中，许多同胞失去了生命，一些家庭遭受了重创，所有人都遭遇了考验……铭记那些犯过的错、经历的痛、面临的困，铭记那些离去的兄弟姐妹、骨肉同胞，才能让逝者长眠，让心灵永恒。

    许多人也会从中萌生反思。在灾难中思索人性与文明，是这些有关疫情的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每一次灾难都是一场噩梦，关键是梦醒时分的沉淀与洞察。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不仅用史家的冷峻记录下了灾情，更洞悉了灾难之后制度的败坏和人性的凋谢。后人由此发出警示：“瘟疫消灭的不只是雅典人的身体，它更摧残了雅典人的灵魂和德性。掩埋在人性深处的脆弱、自私和邪恶在瘟疫的阴影下乘机复出。”比瘟疫更可怕的是灵魂的沉沦。越是灾难降临的时刻，越需要呼唤文明之光、坚守人性本质。

    但请相信，我们定能从中寻觅到希望。灾难，是人类无奈的“悲怆奏鸣曲”，也是闪烁人性光辉的“命运交响曲”。在马尔克斯的笔下，“哪里有恐惧，哪里就有爱”，疫情与爱情互相成就；在加缪的眼中，“即使世界荒芜如瘟疫笼罩下的小城奥兰，只要有一丝温情尚在，绝望就不致吞噬人心”，悲凉之外总是维系着希望。当方舱医院里跳起久违的舞蹈，当各地工厂中响起机器的轰鸣，当援鄂医疗队受到至高的礼遇……蓦然发现，我们不只有肝肠寸断的悲伤，还有高风亮节的精神，更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实际上，无论是神话的浪漫想象，还是文学的灾难哀歌，不管是史家的冷峻直书，还是哲学家的深邃思考，归根结底的母题都是如何认识灾难、铭记灾难、反思灾难。不妨翻开轻盈的书页，阅读其中每一个隐喻；细数度过的时日，记住当中每一种情感。来一场内心的洗礼、精神的涤荡，让我们不至于健忘、更不至于傲慢。

    “过去的终将过去。”用力记住不幸，更努力寻找确幸，或许这才是阅读灾难文学最该有的样子。

    （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众号 3.20 盛玉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