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抱一下也可以抱住武汉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3小时，郝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nCoV Relief（后改名“NCP生命支援”）志愿者招募书，当天有近2000人报名。

    黄快快（化名）成了第一批志愿者，她曾在武汉读大学。她所在的组里，超过一半是大学生。最初，她们和大部分患者家属一样，对入院流程办理并不清楚，“手忙脚乱，谁的电话都打”。社区、街道、医院、区防疫指挥部、市长热线、地方卫健委，她们把电话号码按了个遍。

    赵粒（化名）接手的第一位求助者是个姑娘，她迫切需要为外公外婆找两张床位。外公核酸检测为阳性，外婆也出现了相应的症状，但是核酸检测为阴性。这是前期典型的求助者画像：老年人、确诊或核酸为阴性的危重症、没有床位。

    有人分享经验，要先联系到有床位的医院，再找社区开转诊单。

    “我们的工作就是到处联系，我们可能在补一个信息的缺口。”黄快快说，很多患者当时处于比较焦虑和慌乱的状态，既没有精力逐个医院地去找床位，也无暇梳理信息。有患者根本不知道入院流程。

    赵粒能感觉到患者家属也在一直催社区。电话接通，她刚报出患者名字，工作人员告诉她已经将情况上报。

    社区工作人员谢飞（化名）和同事们的工作压力也大到了极点，每天填各种表上报给不同部门、照顾特殊群体就医、联系物业安排消毒杀菌，保证普通居民的生活物资与供应。四类人群没有完成“应收尽收”之前，居民指责他们不作为。

    “工作初期，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确实像打乱战，都在努力，只是不知道怎样才更有效。”谢飞回忆道，“那时候的现实情况就是确诊的还没有收治，已经确诊的病人，上报两天了，还在家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时患者会把社区工作者放在他的敌对面，因为他那个时候需要一个情绪的支撑点，他下意识地认为，我没有被安排入院，是社区的问题，社区没有给我上报等。”黄快快说。

    赵粒做志愿者第三天晚上，收到求助者信息：“我外婆快不行了。”赵粒捧着手机，给社区打电话，再给街道打。患者提出想住离家更近的武昌医院，她就给医院反复打，问能不能去住院，能不能有病床，不要只是急诊拉回来。打完一圈以后，她给自己做一会儿心理建设，然后继续打电话催一遍。凌晨3点，老人被医院收治。她松了一口气，尽管不确定自己在推动事件的解决中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督导每天对志愿者进行技术指导和情绪支持。“你要相信你的生活跟电话那头的生活，其实是两个生活，你是在听别人的故事，”陆小芸（化名）说，“督导一直让我们划清专业跟同理心的边界。”

    黄快快和志愿者们明显感受到变化是在方舱医院建成后，开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群里的求助信息少了很多。

    形势慢慢变好。2月下旬开始，志愿者也结束了24小时待命的状态，群里实行值班制度，每4小时进行一次轮班。

    “应收尽收”之后，求助的患者多是非新冠肺炎的患者，他们可能需要透析、化疗或是因为其他疾病需要住院，也有新的生命即将来到这座城市，也有人提出买药方面的需求。

    赵粒习惯和对方聊日常生活，她帮助过的一位阿姨也给了她做志愿者的动力。“阿姨思考很多问题，比如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后再去检查应注意什么，如何做好检测前的隔离等。”这也让她意识到，要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她们，不要小心翼翼“怕把对方碰碎了”。

    如今，一天比一天好了。

    陆小芸说，自己之前对武汉的全部印象就是——武汉是一座很热的城市。这次她看到了这个城市痛得最深的地方。“大家都很渺小，但是我们一人抱一下，也可以抱住武汉的”。

    （《中国青年报》3.18 马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