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院前的回忆

    十多年前，杭高北京校友会的会长张女士找到我的高中同学程立生，请他帮忙参考杭高校园的改造规划以及校门修复的改造问题。程立生拿了一张校园总平面图以及一张校门照片来找我，让我也帮忙出主意，后来我画了一张规划示意图，同时说明了我的意见：“校门千万不要有任何改动，只要加固就行了。”程立生后来把我的意见和图纸交给了张女士，结果怎样我也不清楚了。

    就是这件事，当时引起了我对母校杭高的思念之情。自从1953年夏天离开杭高到北京上大学后，整整五十多年，我再未回过母校。如今的杭高应该改变了许多，也不知我当时上学时熟悉的那些楼宇还在不在。

    实际上，在这五十多年中，我常常回忆起母校的老师，回忆起我们班上课的教室，还有那座四面敞开的体育馆，那座小小的科学馆，以及那个废弃的游泳池。每当回忆起这些，我都感觉分外亲切。母校杭高位于杭州上城区贡院前，这座贡院是清朝时期浙江省举人考试的地方，但我们上学时，那一排排像单间牢房似的“贡院”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了这个地名。

    我上高中的时候，杭高就已经很出名了，据说当时全国有“四大名中”的称谓，杭高就位列其中，年代太久远，其他是哪三所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四大名中”的意思大概是指这些学校的师资水平高，学生成绩好。不过，若论毕业生大学入学率，在我们那个时代，根本不算一回事，谁也不会拿这项内容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一所中学的好坏。这事现在听起来可能不会有人相信，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因为在我们上大学那个年代，凡是报名考大学的毕业生几乎人人都能考上，差不多就是百分之百的入学率。大多数中学的情况也都是如此。原因很简单，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生很少，高中毕业生也少，国家急需人才，需要大力提升大学生的数量，所以大学很容易考取。我们那届高中毕业生一共五个班，约有150人，考上清华的有24人，考上北大的有22人，其他同学也都上了北航、华东化工、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工业学院、浙江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大……这些学校现在可都是响当当的重点高校。

    为什么毕业生不全都报北大清华呢？因为很多同学都是抱着为国家开采石油、炼钢铁、发展航空业、为国家多找矿藏等愿望去报考其他大学的。我心中知道，假若他们都报考清华北大，能考上一百个也说不定。这绝不是胡说，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当时在班上也并不算最好的，只能算中上水平。我后来也常和别人说，报考清华是因为听别人说清华的苏联专家特别多，所以我很向往去那里学习。而且我们考大学时没有人专门辅导，也没花很多时间去准备，当时我还常常拿着课本到西湖边上去复习，实际上玩的时间可能比读书的时间还多一些，高考时也不紧张。可以说，我是有点稀里马虎就考上了清华，这是真的。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故意卖弄聪明，显得你的水平高吧？”我的回答是：“绝不是，这是当时实实在在的情况，大学很容易考。”也许还有人会说：“那你就是在夸你的中学教学水平高？”好吧，我承认我多少有点儿这个意思。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高中的老师水平的确比较高，不光学问好，而且他们大多数年龄都已是五十岁上下，教学经验极为丰富，教学态度也极为认真。这些年来我常和高中同班的校友们相聚，都不约而同地怀念那些可敬可爱的老师。教我们数学和物理的老师据说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们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曾使我们羡慕不已。

    这么多年来，我心里总觉得，杭高真不愧为国内理工科最强的高中之一。但是我后来意识到，自己这样的看法并不全面。前几年，我因工程项目出差到浙江上虞市，有幸参观了有名的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这次参观加深了我对杭高深厚的人文学科底蕴的了解。原来，春晖中学的一批老师（比如郑振铎、叶圣陶、丰子恺、李叔同等）后来都转到杭高教书，和他们的朋友鲁迅先生成为同事，这真不得了，这些文学艺术大师们居然都曾经是杭高的老师。想想这个，我更自豪了！

    （《故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出版 胡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