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与疾疫有关的刑事案件

    日前读台湾学者刘铮云教授的《档案中的历史——清代政治与社会》，无意中读到《内阁大库档案中的疾病与医疗史料》一文。刘教授曾长时间负责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工作，并利用档案从事清代政治与社会史研究。在此文中，他说道：“当史学家的兴趣由王公贵族转向市井小民，历史研究不再是由上向下看，而是从下向上望时，我们重新检视这批档案，会发现‘社会实情’其实也在其中。”

    通常，明清时期读书人的出路主要是参加科举，然而由于“万人争过独木桥”，能过桥的人毕竟是少数，至于那些过不去的最后就有可能去“习幕”，出徒后则到衙门里去做刑名幕友，实际主宰着县衙或府衙的审判。那么，明清时期充任医师的又是哪些人呢？

    “贫而失学者，辄学医矣”。清代中后期的江南，现代教育兴起之前，律师与医师这样的专业人才，均来源于仕途不畅之读书人。而医疗疾疫与犯罪原因、监狱管理之间的关系，也少有人能将其联系起来。在刘教授的论文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研究“线索”。

    一般而言，刑事案件多由打架斗殴造成外伤引起。但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一些受害人却因得不到有效救治而死亡，最终演化为杀人案件。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从唐迄清，法制史上一直有“保辜”制度（根据受害人在一定时限后的伤势来确定加害人的罪名，如果在时限内受害人因伤死亡，就定被告杀人罪，如果受害人在时限以外死亡，则定被告伤害罪，以促使加害人在法定期限内积极救助受害人），对伤人案件要设立“辜限”了。

    一些得了传染病的人，却会因是否或如何“隔离”而与亲戚邻里产生纠纷，甚至最终酿出命案。刘教授文中介绍，麻风病患者由于有毛发脱落、皮肤溃烂生疮、鼻梁塌坏等病症而惹人害怕嫌恶，而且由于人们一直认为该病有传染性，所以患者不是被迫到村庄外的山区或河边居住，就是沦为乞丐，四处游走，以乞讨为生。

    有这样一个案件：病患在河里洗澡，村民们赶他不走又怕被传染，于是在晚上竟点了一把火把病患居住的茅棚烧了，而病患由于行动不便被烧死，放火的村民还觉得自己是在为地方除害。另一个案件是，由于丈夫患有麻风病，妻子与人通奸后，还与奸夫共谋杀死患病的丈夫，并将现场伪装成病死，成功阻拦人们查验。对麻风病传染性的认知，竟然成为掩盖谋杀的幌子，这是在阅读《大清律例》条文时绝对想不到的。

    （《北京青年报》3.8 马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