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为“医”的中华文化

    瘟疫之害，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保持五千多年的生命力，以“中”为“医”的防疫体系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古时代，巫就是医，巫大于医。许慎《说文》讲：“古者巫彭初作医。”巫彭乃黄帝之臣。医典《说宛》载：“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先秦时期，医巫分离。中华医学的权威经典《黄帝内经》诞生，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特别是人与自然的整体观念，让中华医学走向“科学”时代。几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瘟疫防治经验。

    “瘟疫”一词，最早见于晋代葛洪《抱朴子·微旨》：“经瘟疫则不畏，遇急难则隐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瘟”，从其会意看，是一种发热的病。“疫”，从其会意看，是一种普遍性的病。清医吴瑭在其《温病条辨》中说：“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

    中医之所以能预防瘟疫，在于其原始意义上的“卫生”思想，让生命保持生机，远离杀机，是其关键。生机从“能生”来。通过“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保持和“自然”能量上的高度同频。这个“自然”，就是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大自然”。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顺应自然，尊重规律，严守历法。对应在养生上，就是保持“恬淡虚无”的状态，让“真气存之”。落实在医理上，就是扶正祛邪。《黄帝内经》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要正气存内，就要让“大自然力”成为生命的源头活水。儒家开出的心法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个“中”，形象地讲，就像一个贯通天地人的管道。《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可见“中”是一种生命力没有损耗之前的状态。而要让生命力不损耗，就要管理好情绪。《大学》讲：“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忿懥、恐惧、好乐、忧患，都在不“中”上。要想让正气存内，就不能忿懥，不能恐惧，不能好乐，不能忧患——或者，让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保持在一个适当的度上，“发而皆中节”。此谓安心，安心是药。

    为了更有操作性，《黄帝内经》又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如何才能精神内守，中华先祖探索出的方法是，要么不起念，要么用一念代万念，要么把私念转公念。因为正念生正气，正气本身就是精气神，就是免疫力。《中庸》讲，“大德”“必得其寿”，明代大贤吕坤讲，“仁者寿”，即是此理。

    中医还强调预防。《黄帝内经》讲，“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鹖冠子·世贤第十六》记载，魏文侯求教于扁鹊，询问他兄弟三人谁的医术最好。扁鹊如实回答，大哥最好，二哥次之，他最差。魏文侯大惑不解，说，差的你名满天下，好的他们却默默无闻，为何？扁鹊答道，大哥治病于未发，二哥治病于初起，难以看出效果。而他治病，都是在病情危重时，前后对比强烈，因此名闻天下。治病如此，防疫亦然。

    中医认为，疾病的病因是本，症状是标，所以治病必须寻求病因，对因治疗，才能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所有的病，概括地讲，都是正气不足造成的。《黄帝内经》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扶阳扶正就成为中医施治的关键。而要扶阳扶正，秉持辩证思维就至关重要，因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同样是乙型脑炎，对于1956年石家庄的症状，蒲辅周先生施以白虎汤，大见奇效，治愈率高达90%以上，因为病因是石家庄久晴无雨，属暑温，宜清热解毒养阴。而对于1957年北京之症，蒲先生则改用白虎加苍术汤、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因为蒲先生判断，北京阴雨连绵，湿热交蒸，属湿温。

    为了治本，中医强调，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天补。特别讲究“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治法也不单单是施药，还有乐疗、心疗、针疗、灸疗、按摩、导引，甚至包括祝由和吟诵。

    中医主张养生气，去杀气。药王孙思邈《千金方》讲：“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意为用杀生的方法来养生，实乃背道而驰。明代著名医家吴有性通过临床实践发现，“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戾气致瘟说，得到后世医家普遍认可。《说文》释“戾”为“犬从关着的门中挤出，必曲其身”，意指动物遭虐而暴怨，从医学层面回应了中华文化中和气致祥的哲学思想。

    （文汇报客户端 3.10 郭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