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壁上的“攀登者”

    陈晨小心翼翼地迈开步子，脚上的高山靴死死地钉在冰壁里，手中的冰镐牢牢地凿进岩壁。在珠穆朗玛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带的30%，她必须时刻小心，哪怕是两米落差的跌落，都会失去生命。

    陈晨是我国第一位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女大学生，是中国地质大学师生登山队的一员。这支登山队成立于1958年3月，60多年来，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为国家培养、输送了王富洲（电影《攀登者》方五洲原型）、袁扬、丛珍、李致新、王勇峰、次洛、袁复栋等一大批优秀登山运动员。半个多世纪过去，陈晨、次仁达旦、何鹏飞这些年轻队员来到登山队，接过了前辈的衣钵。

    2012年5月，中国地质大学师生登山队正式开始实施“7+2”登山科考计划。这两个数字代表着极限探险的最高境界——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并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同时还要进行科学考察。

    这不是一个只靠一腔热血就能完成的计划。登山队不聘请登山协作，一切物资和安全保障靠自给自足。“这对每位队员的身体素质、登山技能和应变能力是非常高的考验。”地大登山队队长董范说。

    每到登山前的素质训练周期，这支队伍就成了学校操场最早的访客。每天早上6点，队员们准时到操场开始训练。遇到下雨天，训练方式也要随机应变。

    “高海拔的环境下，人的反应会慢半拍，所以需要大量技术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地大登山队员何鹏飞说。每年1月，登山队定期到攀冰基地进行技术培训。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16点，垂直的冰瀑上“悬挂”着训练的地大登山运动员。

    没有真正经历过高山的人，无法想象山顶环境的严酷。在攀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时，每秒20米的风速能让人真正体验到什么是“风刀霜剑”，隔着厚厚的登山服，大风留在皮肤上的触感依然像“刀子打在身上”。不过，和风暴比速度，在强风中“舞蹈”，对于登山队员来说再平常不过。经历过生死较量，队员们回到文森峰大本营后，营地管理员感叹道：“你们太惊人了！之前从没见过有人在每秒20米的风速下还能登顶。”

    在登山队徒步前往北极点途中，气温零下40多度，冰裂缝一个接着一个。保暖羽绒衣、面罩和雪镜扛不住刺骨的寒风，所有人的衣领上全是冰晶。休息时间，队员们掏出早上出发前做好的三明治。三明治从里到外冻得结结实实，一口咬下去，半口冰碴子。

    前往极点不是登山队唯一的目的，他们还要采样、测量、记录。科考采集的样本需要拍照记录下来，队员们刚掏出焐热的手机，调到相机模式，带着手套的手已经冻麻了，勉强快速拍了两张照片，手机就被冻关机了。为了保证完成科考任务，队员们自己舍不得用暖宝宝，全部贴在科考测量仪器上。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高山，山顶就是理想的巅峰，让人终其一生上下求索。每一座高峰的峰顶，也都是登山者心驰神往的终极目标，一旦踏上路途，哪怕遇见再大的困难，也不会轻易放弃。但何鹏飞却了解放弃的滋味——五味杂陈。

    在地大登山队准备冲顶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峰时，4号营地气象监测站发出了暴风雪警告，离登顶最好的时间窗口只剩4个小时，而从营地出发到达顶峰通常需要6到10小时。5名地大登山队员组成小分队，采取阿尔卑斯式轻量化的攀登方法，带上5包泡面和轻便的装备，提高行进速度。他们在营地3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出发了。

    到达山脊线的位置，何鹏飞感到自己严重体力不支，跟不上队伍的行进速度。云彩正在往山顶汇聚，一场暴风雪马上就要到来。“我不能为了自己登顶的目标，陷队友于危险之中，我必须选择放弃。”

    队长董范在对讲机中一遍遍地重复着：“只要你能坚持，就一起上，速度放慢。”

    何鹏飞不顾队友们的阻拦，坚定地解下绳子，决定返回。在转过身来的那一刻，他扑通一下坐在雪坡上，眼泪不知不觉从眼角划下。他在日记里写道：“攀登的意义不止于登顶，放弃比坚持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何鹏飞开始下撤后，其他队员继续行进。4小时10分钟后，地大登山队成功登顶。

    何鹏飞跟朋友讲起登山时候的故事，朋友问他：“经历了这么多惊险的时刻，你还想再登山吗？”何鹏飞下意识地说：“想”。

    （《中国青年报》3.2 房雯璐 常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