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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桂芳已经在每日疫情数字“正在流行病学调查中”一栏出现10多天了。外界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年龄，甚至不知她是男是女，只知道她是上海市确诊新冠肺炎300多例中的“1”。
作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的一员，孔德川急需调查这个“1”的“源头”——究竟是“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有湖北以外地区居住或旅行史”，还是“有相关病例接触史”。然而，从初步调查资料来看，这位70岁的老太太全都不符合。她到底是怎么感染上新冠病毒的？
“正在流行病学调查中”，指感染源和感染途径尚不明确。相比于确诊病例的数字，这个数字的增加更令疾控人员警惕。数字的攀升，可能提示着社区传播的开始。
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付晨认为，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的更大作用是通过病例流行病学分析，发现疫情发生的特征，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如果说医生是在减存量，疾控部门的人们，则是在控增量。这是一个不为人熟知、危机四伏的战场。
战场
上海市中山西路1380号，灰白色的3幢楼，平日里在川流不息的内环边很少引人注意，但现在，它是全市最受瞩目的场所之一。因为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中心就设立在这里。每天，包括桂芳在内的各类病例数据，都要指挥中心汇总、核实、发布。新闻采访车鱼贯而入。
传染病防控就像筑坝，坝筑得及时、坚固，才能阻挡汹涌而来的洪水，减轻下游医疗救治的压力，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这样形容。预防疾病传播和流行最高效的办法之一，就是流行病学调查。市疾控中心传防所所长吴寰宇和急传科科长潘浩等都是流调的“排头兵”，他们带领现场工作组全体开展了周密、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
“战队”由市、区两级疾控中心人员组成。3个梯队，700余人，分为流调小组、疾控小组、密切接触者管理小组，已累计对2500名疑似病例进行了流调，9500多例密切接触者进行排摸管理。流调的主要内容包括病例基本信息、发病诊疗和报告情况、相关活动情况、可疑暴露史情况、实验室检测情况等。大多数案例的“来龙去脉”经过流调，都是清晰明了的。而送到市级层面“专案组”待“破案”的，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桂芳的案子线索屡屡中断,最后被指派到了孔德川和郑杨的手里。
感染
桂芳所居住的临街公寓，是1930年代的砖混结构公房。一人住面积有些大，她把另一间隔出，用于出租，与租户共用一个大门。她个性内敛，喜欢清静，与租户、邻居从不串门，见面只是点头问好。
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总会画图，梳理出病例的活动轨迹。桂芳的活动轨迹整理如下：
1月15日至27日，在女儿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别位于两个区的几家单位。
此后的1月27日上午，她开始身体不适，无力，头痛，有轻微的咳嗽，但她认为，“大概是血压高了”，咳嗽也应归因于她常年患有的支气管炎。
2月3日，女儿再次来电，她说骨头酸疼，女儿坚持带她去看诊，她已开始发烧。CT显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征象。她被诊断为“疑似”，被发热门诊收治，隔离。
此刻，她已经进入了疾病防控的网络。2小时后，看诊医院所在那个区的疾控中心在系统里发现了她的报告。流调人员开始调查。医务人员将她的咽拭子标本，连同血液标本被送至市疾控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2月5日她被确诊后，被转入市新冠病例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可以判断的是，病毒就在1月27日前，悄无声息地接触到了桂芳。
排查
某单位进入孔德川的视线。从发病时间来看，这个地方可能性更大。
孔德川请区里的疾控中心协助，了解到桂芳曾去过某单位，而这一行程涉及100多人。疾控中心找出了100多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逐一核实。结果，全都排除。
通过与全市病例数据库的比对核实，也排除了另一家单位当天有确诊病例出现的可能。某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初步报告上写是由女儿陪同去的，女儿自述没有不适。当天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已请公安介入排查。
除了一直受到关注的女儿，租户是与桂芳共用大门的。调查了租户来源地、活动轨迹、身体状况，可能性被初步排除了。
桂芳的孙辈在24日晚与她一起吃过饭。但结果是，再次排除。
“好像你本来在一个好大的房子里，到处都是线索，然后越来越小，屡屡碰壁，最后连转身的余地都没了。”孔德川用手比画出房子屋顶的样子，摇着头感叹。
突破
银色的依维柯从市疾控中心驶出，孔德川坐在前排，盯着本子上梳理出的圈、线图。这一天，他决定再次去桂芳居住地所在区的疾控中心找找线索。
坐在车里第二排扎马尾辫的，是孔德川的搭档郑杨。她是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伤害防治所作为“外援”被借调过来。
目前，已知的密切接触者都已排查。女儿一家从1月27日桂芳发病至今，14天隔离期已过，无人发病。
“这病目前还是人传人，肯定是和什么人接触了。”孔德川和郑杨讨论。
疾控中心到了，会面地点直接定在318会议室。区流调人员小马和李主任拿着本子坐在会议桌对面，他们已经记不清为这个案子和市疾控中心沟通多少次了。“老太太接触的人就那么几个，没有接触过来自武汉的人，也没有出过上海，没有去过比较密集的大型聚会。”小马很疲惫。
“能不能把他们的14天轨迹都确认一遍？”孔德川问。
“患者的14天轨迹可以做，但是要做接触者的14天轨迹可就没完了。”
孔德川说：“这是特殊案例，必须特殊对待。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我没去过’‘没接触过什么可疑的病人’，但如果问他，那天跟谁在一起，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下一步去调查的线索。”
李主任松了口。“那行，我们再问一遍。”
10分钟后，小马和李主任走了进来。
“有进展了。”小马放下文件夹，“老太太家人刚刚提到一位新的接触人员，与病例在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一起办理过业务，是本市一个已经确诊的病例。”
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庆贺。因为新的疑点产生了。
那位确诊病例办理业务时并未发病，那他与桂芳之间是如何传播的？新的问题又来了，孔德川又要继续下一个流程。流行病学调查是一个耗时耗力、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对于新发传染病来说，方法和结论是在不断的调整和纠偏中进行。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原本“密切接触者”按规定是在患者发病后密切接触的人员才算，但随着对病毒的认知越来越深入，定义已被改为从发病前2天算起。
未完
桂芳的病情已经好转，临近出院。在她出院之后，孔德川们却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1号楼的外墙上，写着“曲突徙薪、博学明道、方寸纳海、健康为上”十六字的上海疾控精神。
“曲突徙薪”出自典故“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讲的是有一人家烟囱很直，炉灶旁堆积着柴草，有人劝主人把烟囱改成弯曲，将柴草远远地迁移，不然有发生火灾的忧患。主人没理会。不久，家中失火，邻居们赶来将火扑灭。主人杀牛摆酒感谢因救火而被烧伤的人，却没有邀请建议“曲突徙薪”的那个人。
付晨提到，上海市每年差不多有2000多起公共卫生苗子事件，所谓苗子事件，就是事件还没达到成为国家公共卫生事件的标准，“在事件还是小火苗的时候就把它扑灭了”。而这些苗子事件被控制在萌芽之中时，是无人知晓的，只有在火势扩大之后，人们才会留意到。
此次抗疫之后，他希望人们能够提高“防”的意识。
（《解放日报》2.26 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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