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凶猛并充满未知,对家乡的感情,或是医护朋友的一条求助,成为很多志愿者找物资、组织车队最初的理由。他们为的不是“远方的哭声”,而是像同济志愿车队90后队长陈璇譞说的那样:“我无法觉得这件事与我无关”。
90后志愿者华雨辰,是武汉青山区钢花小学一名音乐教师。她想做志愿者,是因为“微博上有很多对武汉不好的评论,看到后很难受”。华雨辰说:“或许每个人都有拼尽力气想去守护的,而我想守护的是我的家乡武汉。”当她得知团青山区委招募志愿者时,当即报了名。
还有人是因为自己求助,无意间走上志愿者之路的。曾尧的父亲一月下旬生病住院,他们急需口罩防护。原本他找到捐献物资的校友是为求口罩,结果顺道帮忙送了一趟物资。之后,他也因此加入了帮忙运送物资的行列。
来自四川绵竹的90后女孩王利做志愿者是因为心底的感恩。她是武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也是汶川大地震的亲历者。在巨大的天灾面前,全国各地的救援物资和救援人员曾给她带来了希望。而今,她主动选择留在武汉,为交通停运后需要就医的慢性病患者提供帮助。
也有人一腔热血,为无法拒绝的呼唤而来。
被称为“雨衣妹妹”的24岁成都女孩小刘是一名餐饮行业工作者,2月1日,她了解到武汉许多医护人员吃不上热饭,于是从成都出发,历经14个小时到达武汉,她的团队每天都为医护人员送去400-600份盒饭。“雨衣妹妹”的称呼来自她起初简单的装备:没有防护服、护目镜,她穿着雨衣,戴着滑雪眼镜和口罩奔走在武汉市各家医院。
300公里外,吃过年夜饭后,90后长沙小伙儿郑能量把母亲托付给亲戚,开着自己新买的别克车,往“别人想要逃离”的武汉驶去。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做一名车队志愿者,接送因公共交通停摆而无法回家的医护人员。那时,他在武汉的落脚点,就只有这辆别克车。他的一次性外科口罩,还是到武汉后别人给他的。
几乎没有时间睡觉,成了最初几天志愿者们共同的体验。
志愿者张超说,志愿者微信群里每天不间断发布接收和派发防护物资、接送医护人员的消息。一次,为了等物资,张超从晚上7点一直等到次日凌晨2点,“不是一辆车,是十几辆车都在等”。还有一次拉物资,一名志愿者因为一个人运不了,向已休息了的张超求助。张超马上穿衣服开车出门,那会儿已经深夜了。
95后武汉实习教师吴悠采取的方式比较“原始”。1月25日开始,吴悠与19岁的大一学生黄新元,一人骑电瓶车,一人骑自行车,穿梭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为分布在医院、隔离点和小区的求助者义务送药。他还找来一张白纸,写着“免费帮送药、食、口罩”,挂在电瓶车前。
除了民间自发的志愿行动外,2月3日,武汉市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招募公告发布,得到了积极响应。不到3天,就收到14549封报名邮件。这些青年志愿者成为了小区门口的登记员、超市里的货物分拣员、方舱医院的建设者、市民的心理咨询师、给医护人员提供酒店作住处的人,还有人在高速公路的关卡处协助交警量体温,深入定点医院甘愿承担风险扫病房、倒垃圾……
很多人身兼数职。华雨辰为方舱医院患者广播,给患者和医护送餐,帮助搬运分发物资,到高速路口测体温。这个年轻姑娘以前没干过重活,现在却米面白菜都能扛。她为了过春节做的美甲,已经被消毒水侵蚀得“惨不忍睹”。
没有太精确的数字统计,有多少志愿者参与了与武汉战“疫”有关的志愿行动。事实上,也很难统计。
互联网赋予这次广泛的志愿活动新的活力。一些与武汉毫无关系、素昧平生的人,选择为这座城市里千万分之一的求助,牺牲自己的时间、金钱,甚至安全。
上海的庄鸿韵是一位癫痫患儿的母亲。当她得知湖北有癫痫患儿面临断药难题时,利用微信群,联络上素不相识的上百名癫痫患儿家长。通过她的疏通和各方志愿者的努力,才让这些孩子避免了断药带来的生命危险,使家长平日的悉心呵护没有因疫情一朝化为泡影。
沈培平所在的志愿小组专门救助非新冠肺炎患者。小组里都是还在读大学或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很多人从没去过武汉。但是他们利用自己熟悉互联网的优势,将网上零散的求助信息,跟各疾病垂直领域成熟的志愿团队对接,并将自己掌握的信息第一时间告知患者。
个体微弱的呼声,都被志愿者平等对待。一句时常被提起的话是:这些不是数字,是活生生的人。
(《中国青年报》2.24 谢宛霏 胡宁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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