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强调“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

　　第三次分配（以慈善公益为主）制度遵循社会自发自愿原则，能够弥补政府再分配在广度、深度和供给质量等方面的功能性不足，发挥民间各类组织及个人在再分配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助于缓解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更精细化、精准化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提升国家和社会凝聚力。第三次分配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尚处于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第三次分配制度实际上在起步发展阶段，对国民经济收入结构调节优化的治理效能较弱，有待改革完善的领域还比较多。

　　第一，我国慈善机构数量虽然多，但筹款数额却偏低，发挥再分配调节力度较小。2015年我国实际社会捐赠总额为1215亿元，2016年为1458亿元，2017年为1558亿元，保持了增长态势，但相比中国财富聚集速度而言，仍然很低。《2019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全球2470位十亿美金富豪中，中国以658位十亿美金富豪位居世界第一，比美国多74人。

　　第二，全社会对于第三次分配制度认知较为传统、范围狭小。多年来，以慈善捐款为主的投入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如部分高等院校、贫困地区中小学等。近些年，医疗健康和扶贫领域慈善捐款和救济有了较快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在不同区域、群体之间广泛的生存和发展差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之外难以保障的特殊群体数量巨大，如失独家庭、重病患者、老少边穷和衰退地区人口、各类社会边缘人口等等，规模超过亿级总量。

　　第三，鼓励慈善等公益事业发展的激励性政策体系不完备。从各国实践看，建立和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的最主要经济政策就是税收激励，通过加大企业和个人捐赠扣除额度，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按照我国最新修订个人所得税法，“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发达国家此项扣除平均为50%，甚至有些国家实现全额扣除。同时我国免税退税程序复杂，在很大程度上又抑制了捐款的积极性。

　　2016年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奠定了我国第三次分配的法律制度基础。但是，目前与《慈善法》相衔接的社会组织管理依然沿用1998年《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和2016年修订后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实际上滞后于当前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大趋势，滞后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要求，制约着我国第三次分配制度体系的完善。因此，应当加快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的立法，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法规政策，做好与《慈善法》的制度衔接。

　　此外，还需分类完善慈善公益事业的税收优惠制度。基本原则应当是简化程序，便利于受益人直接获益。

　　（《学习时报》2.19 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