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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20年02月22日 星期六

    “文物医生”为何奇缺

    《 文摘报 》( 2020年02月22日   06 版)
    《我在故宫修文物》剧照

        上海的文物修复人才现状如何?在今年上海两会上,民进上海市委带来一份《关于加快本市文物修复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课题组深入调研发现,上海文物修复人才短缺,远跟不上待修复文物增加的节奏,呼吁重视文物修复人才的培养。

        文物修复的春天远未到来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透露,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播出后,前往故宫报名参加文物修复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有一年原计划招收88名新员工,结果报名者竟然多达4万余人。其实,虽然靠着一部纪录片红到“出圈”,可文物修复的春天远未到来。

        数据显示,上海地区馆藏文物超过200万件,历代留存的文物种类繁多,且由于年久失修,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量巨大。“文物修复师非常稀缺。”课题组成员、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孙峰告诉记者,截至2018年底,上海已备案的博物馆有131家,但具有修复资质的单位仅有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4家。其中,两家院校以培养学生为主,实际文物修复工作由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承担。

        上海博物馆于1958年设立文物修复工场,是国内文博系统中最早启动文保科技研究的单位之一。然而,目前上博仅有文物修复师16人,主要从事青铜器、陶瓷、书画、漆木器等修复;上海图书馆有修复人员10人,主要从事古籍修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近现代老照片、西文书籍、报纸书刊等也逐渐进入文物保护修复范畴,门类越来越多、破损情况越来越复杂。孙峰坦言:“这些文物甚至还面临着无人能修的窘境。”

        巨大缺口有着复杂成因

        孙峰介绍,上博和上图的文物修复事业均起步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修复师多出于名家且传承有序,但随着社会变迁和新修复技术的面市,修文物“传帮带”的传统方式也需要更新发展。   “如今,业内对于文物修复的要求不再仅仅是‘修复’,更讲求与保护理念的结合;人才需求也随之改变——从业者不仅要手艺高超,还要掌握历史、化学、艺术史等专业知识。”

        课题组发现,上海虽有不少院校开设了文物修复专业,但目前的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并不匹配,“首先,传统技艺‘传帮带’要转化为系统的现代教学模式,目前尚缺乏探索,导致教学成效难以评估;其次,文物修复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但在招生中还是将其归于文科或艺术类范畴,理工科知识薄弱,因此成为科班学生的一大短板。”

        此外,从在校学习到进入文博单位直面文物修复,还需要长达数年的理论和实践准备,但囿于文博单位的属性,这一行业的薪酬待遇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文物修复行业是一项耗时长、回报率低的事业,它并非纪录片局部展现得那么唯美动人,光靠情怀难以维持,它需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吃得了苦。”孙峰表示。

        应组建专业科研机构

        提案建议,上海应整合文博单位和高校资源,组建文物修复专业科研机构,整体规划本市文物修复及科研——一方面从事传统修复技艺的系统化、规范化整理,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研习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服务当代文物修复新需求。

        “院校的招生政策、课程设置需要改变,体制内的薪酬和职称体系应向技艺能力倾斜,对年轻从业者要给予必要的奖励。”孙峰说,意大利1939年便设立了中央文物修复院,2010年起修复师职业教育课程与高等教育接轨,有五年一贯制的硕士培养体系,目前意大利注册文物修复师约有六七万人。

        (《文汇报》1.15 周渊 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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