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性书院学规》读书“四要则”

    作为“现代三圣”之一的马一浮一生勤于读书、精于治学，其学问学识、人品风骨，令人敬仰。马一浮手订的《复性书院学规》集中展现了其独特治学理念、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提出了读书治学“四端”说：“一曰主敬，二曰穷理，三曰博文，四曰笃行。”并将之深化概括为“四要”：“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复性书院学规》蕴含的读书“四要则”，为当下人们在为学进道之路上不断精进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借鉴和理念参照。

    主敬：涵养之要

    马一浮曰：“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由此可见，读书治学第一要义在于安定心气。相反，假若内心不安定、心浮又气躁，“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因此，马一浮主张，读书首先必须“主敬”，“敬之一字，聪明睿智，皆由此出”。

    马一浮认为，人心之本体原本是“虚明不昧”“含容深广”的，然而由于“为气禀所拘”“为物欲所蔽”，故而“不免褊小而失其广大之量”“不免昏暗而失其觉照之用”。如何救正？唯有“持其志，毋暴其气”。马一浮说道：“何以持志？主敬而已矣。伊川曰‘涵养须用敬’，即持志之谓也。以率气言，谓之主敬；以不迁言，谓之居敬；以守之有恒言，谓之持敬。”故而，“敬则此心常存，义理昭著，不敬则此心防失，私欲萌生”。

    由此可见，定心的前提是下足“主敬”之涵养真功。只有“主敬”，私欲和妄念才不断消逝，读书之正心才可养成，才可日益精进而有所得、有所获。

    穷理：致知之要

    读书是人类文明得以赓续延绵的重要途径，也是人类享受多彩精神世界的重要活动。那么，究竟为什么要读书呢？马一浮先生最忌讳在阅读经典书籍时总是“匆匆涉猎”。他告诫说：“若一向读书，只匆匆涉猎，泛泛寻求，便谓文义已了，能事已毕，终其身，昏而无得也。”读书不能仅仅满足于文句的表面文义，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潜心阅读获取书中字里行间的深层旨义。假若仅仅满足于了解表面文义，“轻言易了，决定不思，是闭门而求入也”。所以，马一浮认为读书最忌讳之处在于“自谓己了”。自己一旦以为自己明白了，就不会再深入思考和追问其深层要义，这就使得我们不但不能实现“穷理”的目标，而且还有可能会陷入“浑然昏昧”的状态，出现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的负效果。

    博文：立事之要

    马一浮指出：“博者，通而不执之谓。立者，确乎不拔之称。易言之，亦可谓通经为致用之要也。”还强调：“此谓不能立事，其故由于不学，即未尝博文也。虽或偶中，而幽冥莫知其原，未尝穷理也。”在马一浮先生看来，“‘不学’言未尝读书，‘无术’即是没办法”，“遇事要有办法，必须读书穷理始得”。因而，博文乃立事之要，通经为致用之要，读书之道在于博文立事、通经致用。

    马一浮先生说道：“博文，如物之生长，必积渐移至广大。立事，如物之成实，必贞固而后有成。今人欲立事而不务博文，是犹不耕而望获也。”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读书治学之道与明辨事理密不可分，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读书本。马一浮所言“博文”，“决不是徒夸记览，徒骋辞说，以炫其多闻而不切于事遂可以当之，必其闳通淹贯，畜德多而谨于察物者也”。其所言“立事”，“不是智效一官，行效一能，不该不遍，守其一曲遂足以当之，必其可以大受当于物而卓然不惑者也”。再者，马一浮反复强调，读书治学切忌“自谓己知己能”，假若如此就“自画而不可以进于博，不可以与于立矣”。由此可见，马一浮主张既要读浩瀚如烟之“有字之书”，更要读广阔天地之“无字之书”，并且要切实做到博文立事、躬身体察、通经致用。

    笃行：进德之要

    在马一浮看来，主敬涵养、穷理致知、博文立事，最后都要依仗于笃行。唯有笃行，才能进德。如果离开笃行，掌握再多的读书要则，都只是空疏无物。故而，笃行是进德之要，亦为读书之最终旨归。何谓“不笃”？重在“诚”字。正所谓“行之不笃，即是不诚。不诚则是无物。一有欠阙，一有间断，便是不笃”。如何“笃行”？贵在“实”字。读书时“主敬须实是主敬，穷理须实是穷理，博文须实是博文，此便是笃行，一有不实，只是空言。涵养得力，致知无尽，应事不惑，便是进德。若只言不行，安能有得？行而不力，安望有进？故言虽分三，事唯是一，总此四门，约为一行”。因此，读书治学要有所获、有所得，必须切己体会圣学之宗要，“语语从体验得来，从胸襟流出，一字不敢轻下”，切实做到即知即行、即博即约、一以贯之，即下学、又上达。假若读书仅仅“只作一种知解、一种言说领取，而不肯笃行，则是辜负自己、辜负先圣”。

    （《学习时报》2.12 何兵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