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是最古老的传播媒介。在出现文字之前,口传媒介是社会唯一的交流渠道。“谣言传递消息,树立或毁坏名声,促发暴动或战争。”
现代对于谣言的首次系统研究,兴起于二战期间的美国,最初的着眼点是战争期间谣言的大量繁殖对军队士气产生的不良影响。无论是政府、媒介还是民间机构的意见领袖,无不把谣言作为腐蚀士气甚至产生破坏的潜在源泉,控制谣言的想法也随之提上了日程。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例子来看,谣言容易在动荡时期泛滥成灾——混乱产生谣言,谣言导致更大的混乱,差不多构成某种社会心理学的规律。谣言研究学者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和利奥·波兹曼(Leo Postman)甚至说:“从未有一场骚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暴力程度的激化。”
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中外研究者都指出谣言与革命相伴相生的状况,而对中国的辛亥革命,甚至有学者极而言之地称,“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
按照美籍日裔社会学家涩谷保(Tamotsu Shibutani)的看法,谣言并非反常之举,而是一种日常的、试图定义那些模糊然而关键的情境的社会行为。谣言是社会群体解决问题的工具形式,而且是社会过程中的必要部分,让人们得以面对生命中的种种不确定。
涩谷保强调谣言总是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谣言内容的变化不仅仅是对信息的歪曲,而是人们达成一致的过程的一部分。这样,涩谷保更多地把谣言看成理性行动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如奥尔波特和波兹曼所说,它是一种“较少理性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一种情绪的表达或投射。
(《羊城晚报》2.9 胡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