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10辆配备了便携式呼吸机、氧气瓶等医疗设备的负压救护车搭载着首批重症患者陆续抵达火神山医院。
32岁的陆遥是其中一辆救护车的司机，夜幕降临时，他在医院门口和同事拍了合影。照片中的他左手握拳举在胸前，救护车停在身后，车顶的蓝色警示灯闪闪发光。过去的几十天里，这些救护车灯日日夜夜闪烁在武汉的街道上，连接病患和医院。
56岁的向阳也是一位救护车司机。天命之年，依然工作在救援一线。他说，见遍生死，有时候也无能为力，只能一趟一趟出车，跑在路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他把自己的社交媒体主页背景换成了站在救护车前的照片，资料栏写着：一辈子都在与死神赛跑。
4分钟内就出发
1月31日凌晨0点37分，值班室的求救铃响起，向阳接到急救中心调度员的电话，要到江汉区接一位新冠肺炎的疑似病例。迅速通知医护人员，穿好防护服、隔离服，戴好口罩、护目镜等，他们在4分钟内出发了。
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一名司机，两名担架员，组成一个急救单元组，是每辆救护车上的标配。为了节省时间，和求救方核实地址、询问病情等工作，全在路上进行。
接电话的是患者的女儿，带着哭声喊“你们一定要来”。当时，她64岁的母亲已经陷入昏迷。
住处位于一片老式居民区，路封了，向阳兜兜转转才把车开到附近，担架员走小路过去，穿过狭窄的楼梯，把患者抬到了救护车上。
患者的女儿跟在一旁，止不住咳嗽，她说，此前几天自己一直在发烧。医生判断，她可能也被传染了，建议同去医院做检查。五六岁的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
关上车门，向阳把救护车朝最近的医院开去。医护人员在驾驶室后面的车厢中，给患者做心电监护、测量血氧、上呼吸机。短促的敲击玻璃的声音响起来，向阳回头，医生朝他做手势：六，零。这意味着血氧浓度降低到了60（人体正常含氧量为90%左右，血氧浓度过低有生命危险），医生提示他开快些，情况紧急。向阳踩紧了油门。
24小时踩紧油门
这一天，和此前的许多天一样，向阳共转运了近20位患者。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实行三班轮换，连续工作24小时，休息两天。在疫情发生前，一个班（24小时）一般转运七八位患者。
武汉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朱康告诉记者，以往，整个武汉市急救中心每天接到的电话求助在3000左右，如今，这个数字超过了10000，最多曾达到15000。患者多的时候，每天打120的人要排队至少600位。不止一位患者在见到向阳后说：“前面有几百个人排队，终于排到我了。”
于是，和向阳一样的急救工作者，不眠不休地奔波在路上。他们分布在全市各地的57个急救站中，接到急救中心的调度指令后，驾驶着87台救护车、10台负压救护车，把一批又一批患者送到医院。
司机陆遥驾驶的是武汉10台负压急救车之一，负压车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医务人员交叉感染的几率，并将车内的空气进行无害化处理后排出，因而，大多被用来转运确诊病例。
1月17日起，陆遥参与了第一批确诊病人的转运工作，将各个医院的病人转运到定点医院。2月3日，又参与了将病人转运到火神山医院的工作。
1月31日凌晨，向阳载着患病的母女向医院驶去。蓝色警示灯闪烁在江城的夜色里，由于路上的车辆不多，警笛声已经很少响起了。
将病人送到最近的医院后，家属被告知医院早就没有床位了，到门诊挂号，当天的号也已经挂满了。救护车上的医生去和医院的医生交涉，说着说着甚至要吵起来。向阳陪家属在一旁等候，他回忆：“大家都是医务人员，规则和道理都懂，但是看着病人昏迷在那里，大家都着急。”
最后，经过交涉，医院同意给昏迷的老人先挂号。向阳跑去找来三个板凳，并排放好，然后和担架员一起把老人抬到板凳上，等待接受医院的治疗。
向阳和同事们没有太多停留时间，还有下一个任务等着，他们必须尽快把车开回急救站消毒，然后赶去转运下一位病人。
离开的时候，向阳回过头看了一眼，老人昏睡在板凳上，女儿靠在一旁，用手抱着母亲的头。“那个女孩子比我丫头大不了多少。”向阳说，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医生在一边挺吃惊：“你看过这么多了，还这样。”向阳说，疫情暴发以来，他每次出车自己心里都急，担心把病人送到医院后住不成院、挂不上号。
几乎每个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都曾被诸如此类的无力感裹挟。司机们说，有时候，他们甚至要拉着病人“跑好几趟”，一家医院无法收治，就赶忙送去下一家医院，无论是病床、留观床位，还是发热门诊，都已经人满为患。最多的时候，病人被向阳载着连续跑了三家医院，最终由医生协调入院。陆遥曾载病人连去四家医院，直到第四家得以挂上号。
防护物资省着用
到了1月下旬，向阳和同事们变得越来越忙，往往刚刚送完上一个病人，尚未回到急救站，就接到下一个任务，完成消毒后，立刻出发。
消毒是新冠肺炎防治中的重要环节。转运完一个病人，救护车的每个角落都要进行一次消毒。先用75度酒精，再用消毒水，最后打开紫外线消毒灯，消毒半小时。严格来说，口罩、防护服等也是一次性的，完成一次转运，应该换一次防护设备。但是特殊时期，只能“省着用”。
防护服的胶是一次性的，想要反复穿，只能小心翼翼地撕开一个小口子，小心翼翼地脱下来，用酒精和消毒水处理一遍，再挂到紫外线灯下消毒，下一次出车继续穿。
向阳的一套防护服往往要穿“两趟班或者两趟半班”，也就是48小时到60小时。隔离服相对充足，大家便把它穿在防护服外，每上一趟班，可以换一件新的隔离服。
武汉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朱康介绍，和医院不同，急救中心对防护物资的需求更高，理想状态下，为了防止交叉感染，每转运一次病人，急救工作人员就应该换一次防护服。
他保守计算：整个急救中心共有57个急救站，每个站每天接收病人超过10次，有的达到20多次。按照12次计算，每天必须有680次出诊；按照目前75%是发热病人计算，也需要480套防护服；每箱50套防护服，每天至少要10箱。
但事实上，急救中心的防护物资并没有定量供应。“上面筹集到，就下发。如果没有，他们自己想办法。”朱康说。
从一月中旬开始，因为工作量增加，加之担心万一感染病毒传染给家人，各个急救站的工作人员统一住在单位。每间值班室有上下铺两张床位，不够便腾出储物室用来住人。
工作时间，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们24小时忙在一线；休息时间，也要用来消毒和搬运物资。一位急救医生在工作笔记里写：现在，我们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原来一个班出7~8次车，现在一个班出14~15次已经是常态了，基本上每出一次车，消完毒就马上要出下一次车了，夜晚想安稳地睡一两个小时完全是奢望。
（向阳、陆遥、朱康为化名）
（《新京报》2.4 王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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