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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浙江湖州南浔古老的石板路上，仿佛回到那发黄的方志所记载的峥嵘岁月。1842年，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聪慧的南浔人凭借名甲天下的“辑里湖丝”，从家乡的青石板路走向上海滩，与洋人做生意，涌现了一批巨富大贾，俗称“四象八牛”，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这些名门望族留下了很多宅第。当我跨入一座座名门宅第，抬头凝视着一座座砖雕门楼，仿佛与那些身穿长袍马褂或西装革履的先贤会晤，聆听他们叙说百年沧桑的家风故事。
刘家孙子满月不摆酒
刘镛白手起家，凭着勤劳和智慧成为南浔“四象”之首富。他对世道、对自己，始终都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刘家的一切都是祖先积德而来的，自己没有理由暴殄天物。平时生活很节俭，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吃饭时要吃完碗里最后一粒饭的习惯。他花费巨资为祖宗建家庙、为家族办义庄、为子孙办私塾，而自己并没有留下豪宅。
刘镛有着强烈的“惜福”“辟邪”观念，时时以当年的艰苦生活及祖先的家训自励，不愿过多地享受，而愿多做善事。所以他一生都在赈灾，多次获得朝廷及地方的嘉奖。
他的第一个孙子刘承干生下来之后，全家人对这个长孙视为掌上明珠，准备满月时大大庆祝一番。他却出乎意料地说：“满月酒不摆了，这钱用于赈灾吧！”
闻此消息，长子刘安澜的岳父邱仙槎、刘锦藻的岳父金桐及徐氏，一起赶来劝说刘镛。
刘镛长叹一声道：“我是从一把尺起家的，从一把尺上看到财富的诱惑，尝试着去挣一点，没想到真的成功了。但是福也是祸，是祸躲不过……为子孙造福，我不愿铺张浪费，只是希望多做有益之事，小辈们不要太奢华……”
有了孙子刘承干后，刘镛的募捐义举更大方了，捐资赈灾不计其数。
张家“世德作求”的注解
南浔“四象”之张氏一门，走出了两位赫赫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位是毁家纾难资助孙中山革命的“民国奇人”张静江，一位是带着山海般的财富走向市场和书斋，成为传统商人和文化人的张石铭。
至今保存完好的张石铭旧居门楼上“世德作求”四字，可以说是其家训家风的核心词。而花厅里，被誉为晚清“一代贤相”的诗人、书法家祁藻所书的“经济博通言达于行，家庭和乐质有其文”抱柱联，可看作是对“世德作求”的极妙注解。
“经”是治国，“济”是济世，所谓“经济博通”，意在经邦济世，博古通今；而“言达于行”从字面上理解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上联所表达的就是遵循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下联是警示和激励后人要家庭和睦，继承传统，崇文重教，世代绵延。张家所倡导的“世德作求”的儒学理念和家风文化，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传承、弘扬和光大。
庞家“树德莫如滋，唯善以为宝”
南浔“四象”之一的庞家发迹致富后，牢记祖上遗训，仿照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在南浔镇庞家老宅门埭（现东大街）开设了庞滋德国药店，店后面是制药工场和药店仓库。药店的店名，出自庞宅的一副对联：
树德莫如滋，
唯善以为宝。
庞滋德国药店自制丸散、膏药、饮片，冬季代煎膏方，各类药材齐全，制作精细。每种药称好后必须互相核实盖章再包扎成宝塔状。因此，“药店馆算半个郎中”。
庞家继承“德”“善”的家训家风，抗日战争前，凡穷苦人家无钱赎药的，可到账房里讨个“经折”，到庞滋德国药店赎药，记上一笔，分文不收。这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当抗日战争的炮火逼近南浔时，大批民居、老字号被焚。因东栅庞滋德国药店屋已毁，庞家就暂借南栅徐家弄口邱宅营业。后来又搬到南东街南安桥北堍，人称“南庞滋德”。庞家看到南浔药业之首“方大全”老字号被毁后，于1939年买下了“方大全”国药店地皮，经扩建重开庞滋德老字号。整个店堂好不气派，柜台角有两块黑底金字“琪花瑶草”“益寿延年”的竖牌，靠墙壁一副银杏木对联“水清鱼避影，松静鹤留声”为翁同龢所书。1946年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书“庞滋德”金字招牌。这家南浔古镇至今唯一幸存的百年老字号国药店，犹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见证了庞家的乡情、慈善和诚信。
顾家不朽的“希望工程”
南浔“四象”之一顾家第四代中最杰出的人物是顾乾麟（1909—1998年），生于上海，原名怡康，字乾麟。他不仅重振了顾氏家业，而且以创办中国历史最长、受奖学生最多、设置学校最广的“叔蘋奖学金”，名扬中外。
顾叔蘋是顾乾麟的父亲，他胸怀奇志，秉性慈祥，为人真诚，正直不阿，在经商办厂的同时热心慈善事业，尤其注重教育。无奈时运不济终因操劳过度患上肾炎，此病在当时为不治之症，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临终时，顾叔蘋执着儿子的手说：“一个人不能无钱，不过钱要赚得正大，用得光明。不要被钱利用，要利用钱。得之社会的，必须还之于社会。”
父亲的遗言，从此铭刻在顾乾麟心上，成为他人生的坐标。因家境所迫，他不得已中断学业，进入顾氏家族的怡和公司工作。为了更好地子承父业，在经营企业方面缺乏经验的他决定从基层做起，从粗活干起，经过十余年打拼，中落的家业终于得以重振。
1939年，已成为怡和公司总经理的顾乾麟看到，由于抗日战争，上海物价飞涨，不少成绩优异的中学生因家境贫困无力继续升学，自己所在的怡和公司打包厂只想招5名实习生，竟然收到200多份申请书。这些求职者，大多数是因为付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孩子，其中有许多成绩很优秀的学生。想到自己当年有过同样的失学之痛苦，再联想到父亲临终前的嘱咐，顾乾麟决定遵循父亲“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遗训，以父亲的名字在上海创立“叔蘋奖学金”，专门资助那些身陷窘境的贫困学子。从1939年至1949年十年间，“叔蘋奖学金”共举办二十期，资助贫苦学生达1100多人。
直到1950年2月，顾乾麟全家移居香港之后，还给设在上海的“叔蘋奖学金”管理处汇寄了第二十期的奖学金。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因历史原因，奖学金被迫中断。到1986年，顾老先生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又在上海恢复了中断三十多年的“叔蘋奖学金”，继而又将奖学金扩展到北京和南浔等地，形成从中学、师范、大专院校到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的奖学金系列化。
为使“叔蘋奖学金”持久地办下去，顾乾麟先生早在1991年就想到，自己年事已高，趁在上海出席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的机会，在上海锦江饭店委托叔蘋同学会的宗必泽口述关于“叔蘋奖学金事业继承人”的遗嘱，指定次子顾家麒（浙江省政协委员、著名外科医生）作为继承人。1995年，顾乾麟先生又慨捐港币1000万元作为增补奖学基金之用。目前，“叔蘋奖学金”已成为我国私人创办历史最长、受奖学生最多、设置学校最广的奖学金。
（《新华每日电讯》1.10 陆士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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