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鱼难”的岁月

    马上要过年了。俗话说：“无鱼不成席。”春节的宴席上，少不了一道味鲜色美的鱼肴，寓意“吉庆有余（鱼）”。但在改革开放前一段时期，北京市民都面临“吃鱼难”“吃活鱼更难”的问题。

    1956年春节前夕的北京城显得特别热闹，食品店、菜市场挤满了办年货的人。2月9日，东单菜市场一天卖了1.2万斤鱼，可其中活鱼只有800多斤，一会儿就卖完了。

    当时，北京经营鱼虾的零售户并不多。全市国营零售店卖肉部和公私合营肉铺、肉摊等有1000户左右，而兼营鱼虾的却只有200多户。崇文区全区只有十几户兼营鱼虾，许多居民在自己的住所附近买不到鱼虾，常常要坐车到东单菜市场去买。不过东单菜市场的鱼也总供不应求，尤其是活鱼更少。要知道，市水产供销公司平均每天从外地也就运来四五千斤活鱼。

    为什么吃鱼尤其是吃上活鱼这么困难？主要是运输难。当时北京市民吃的鱼绝大多数是从外地运来的。受条件所限，运到了还能保鲜就不错，活鱼就更金贵了。

    1956年10月底，每天都有一两节火车车皮从包头把黄河河套地区乌素梁海渔场出产的黄河大鲤鱼运到北京。

    为了这些鱼，市水产供销公司当年6月就派人到产地采购，在运输时还改进了装运方法，先叫活鱼喝冰水，装筐时再在鱼身上加水，这就使得鲤鱼在经过长途运输之后，依旧很新鲜。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内陆城市想吃上新鲜的活鱼都很困难。1971年，山西太原的一位老工人身患重病，中医大夫介绍用偏方治疗，需要一斤重的活鲤鱼两条，在当地没买到，于是发电报向北京市水产公司永定门批发部求助。批发部三位职工买了一只水桶，把鱼放在清水里，争分夺秒地送到北京站办理了托运手续，还托工作人员一路照顾。最后，两条活鱼顺利地运送到太原。

    为解决市民“吃鱼难”的问题，北京在城市公园里的水系做起了文章。

    市园林局从1951年开始在本市有水面的公园内放养鱼种，到1954年，颐和园、北海、陶然亭、中山公园、紫竹院等地已经处处可见鱼跃了。养鱼共占用了水面4000多亩，约为可用水面的80%左右。

    1956年，市水产供销公司同市园林局签订了收购活鱼37万斤的合同。从龙潭湖、陶然亭、北海、什刹海、积水潭、紫竹院、筒子河和颐和园等处打捞上来的活鱼，分别在东单和西单的菜市场、朝内大街和甘家口等处的水产公司零售机构和公私合营商店出售。

    为满足群众的吃鱼需要，1983年，本市淡水养鱼的大发展起步。市委市政府把发展淡水养鱼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市水产部门进一步放宽政策，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养鱼生产赔钱的问题，郊区1400多个池塘养殖单位普遍落实了生产责任制。

    原本，京郊零星分散坑塘很多，其中不少长期荒废。一些区县解放思想，拿出一部分分散坑，实行社员个人承包坑塘养鱼的生产责任制。由于社员的责任心强，饲养管理精细，大多增产增收。

    例如双桥农场郎辛庄大队养鱼专业户王荣，承包了3.8亩坑塘，一家人精心喂养，科学管理，平均亩产达到1063斤。

    通县永乐店农场黄厂铺大队有一个废坑，魏明亮、李凤林、魏明广三人和大队签订了承包合同，包下来养鱼。他们请来水产技术员作指导，又自学养鱼知识。鱼塘一年产鱼9600多斤，其中6000多斤做到了活鱼上市，平均每人纯收入1800多元，找到了致富的门路。

    为了缓解“吃鱼难”，大家可谓想尽高招儿。当时，北京地区工矿企业很多，许多行业都有大量的余热可以利用，所以积极推广利用工业余热养鱼。例如，北京酒精厂每天产生大量的循环冷却水，适于放养喜温性鱼类。他们利用水池放养尼罗罗非鱼，获得成功。1984年“五一”节和中秋节，职工们都吃上了工厂自产的鱼。

    到1986年时，市民“吃鱼难”的抱怨越来越少。1988年，本市淡水鱼总产量达3900万公斤，比1979年增加28倍。北京市场鲜活鱼供应实现了四季上市，连年有鱼。

    （《北京日报》1.9 侯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