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今日历史学的意义

    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了，陈寅恪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今天重读他留下的文字，我们仍很容易产生虽已隔世、而略无隔世之感的慨叹。陈寅恪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我想到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他是一名深深扎根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的现代学术巨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从事的是“不中不西”之学。所谓“不中”，虽然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他有关“塞表殊族”题材的作品里，但其实也可以很清楚地从他探讨纯粹涉及汉文明史迹的许多论述中看出来：即不见于旧式经史之学的那种纯属近代性质的社会—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它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浸染，而不是从本土传统中生长出来的。

    尽管如此，读他的文章，你仍然会感到一种根深蒂固地只属于中国的泥土味。这又与他说自己的思想议论近乎同光、曾张的自我定位完全一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

    我觉得陈寅恪从中表达的，是一种委婉的批评，针对当时不同的力量自二十世纪初都逐渐走上用颠覆传统来谋求自新的道路选择。身为比曾国藩、张之洞年轻两三辈的后生，陈寅恪的思想、立场和见解不可能无所区别于曾、张。他想暗示的，与其说是他本人与曾、张思想及其议论的认同性，不如说是二者之间的延续性。他的自况似乎意在揭示，沿着曾、张的思想脉络，中国文化也完全可能遵循一条被现代中国人认为行不通的道路，终而融入现代。那是一条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盘之上重建它的现代形态的路线。

    我们做不到、也无须试图让历史退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节再重新开始。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在实现文化重建方面仍面临着甚至比当年更为紧迫而艰巨的任务，那么回过头来认真思考一下陈寅恪的上述见解，我认为仍然是必要的。

    第二，用陈寅恪自己的话说，他治史的出发点是“探求真实”，而其旨归则为“以供鉴训”。他的所谓“鉴训”，断不能按如今被说烂了的“古为今用”“以史为鉴”来理解。虽然他也说“宗统”，说“民族精神”，但他的“鉴训”聚焦于道德，因而也就聚焦于个人，而不是聚焦群体。在后一种情况下，道德非常容易被名义上的群体利益、或者所谓时代潮流绑架，对于行为方式正当性的伦理诉求从而也就经常以目标正当性为理由而被无情牺牲。在他的后二十年里，陈寅恪还能不断地讲课、研究和发表，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就在于他的基本见解错开了当日浪潮的锋面，而没有直接与它相交接。

    于是就牵出了我要讲的第三点，陈寅恪对今日中国史学的一项令人意想不到的意义在于，他用自己的行动昭示我们，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只要你自己还想从事严肃认真的史学研究，经过努力，这一点总还是能够做到的。

    历史学要追求的，无非求真、求新、求精、求直。

    所谓求真，即追求一个得以安放所有不同史料、包括互相间冲突、乃至互相颠覆的相反史料的解释框架。如果否定求真，那也就斫断了史学的命脉。

    所谓求新，即不能满足于重复讲述那些众所周知的故事。历史学不能变成反复用来证明一个已知命题的习题演算。它总是应当提供能改变现有认识的东西。

    所谓求精，对史学来说最被人看重的，即如何从史料（尤其是从为人所习见的史料）中榨取信息的能力和技术。不在求精的层面下功夫，历史叙事即难以拥有足够的内在张力，因而也不会有能引人入胜的美感和厚度。

    前三点都可以涵盖在陈寅恪说的“探求真实”项下。他用自己的作品为我们做出了卓越的表率。

    所谓求直，当然是指忠实地说出通过研究而获得的本有见解，但还不止是指这一点。这就要转回前面提到的“鉴训”。史学应当而且必须提供的“鉴训”，是一种根本的价值关怀，它的生命力超越了任何现实的制度，也超越了任何一种制度所形塑的特定信条。陈寅恪的作品之所以会感动能理解他的读者，就因为有这样一种根本的价值关怀涌动在他写下的字里行间。

    历史学的追求，除上述四者之外无他，也不应该再有其他。

    （《南方周末》1.9 姚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