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整体规划不够、顶层设计不足等问题，国家教材委员会日前公布《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首次对我国教育领域各学段、各学科领域教材建设作系统设计。教育部同时出台“中小学教材”“职业院校教材”“普通高等学校教材”“学校选用境外教材”四个管理办法。
《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提出，中小学教材编写者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鼓励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名专家、学术领军人物与中小学优秀教师共同编写教材。中小学教材内容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如存在问题，出现严重的科学性错误，植入商业广告或变相商业广告，或存在用不正当手段影响教材审核、选用等工作，相关教材应退出使用，不再列入教学用书目录。
《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系统的高校教材管理办法。办法要求，高校教材编写反映相关学科教学和科研最新进展，反映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应根据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科学技术最新突破、学术研究最新进展等及时修订。
《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立足既要扩大开放、积极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又要严格把关，坚持“按需选用、为我所用”。其中规定，义务教育学校不得选用境外教材。
教材体现国家意志，是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载体。近年来，我国教材管理明显加强，但仍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一系列管理办法明确教材“凡编必审”“凡选必审”“管建结合”，将教材建设纳入教育督导范畴，加强激励保障，激发建设活力，切实提升教材质量。它们重点解决各级各类教材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题，明确管理主体责任，坚持“谁编写谁负责”“谁选用谁负责”。
（《光明日报》1.9 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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