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互鉴中的“误读”

　　除了物质文化的交流，思想文明的互鉴始终是中西文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文明互鉴，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取长补短，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借鉴与启迪。概括地说，思想文化领域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汉唐时代主要是西域的佛教；宋元时代至于明初，传入中国主要是伊斯兰文化。至于近代早期（1500—1800年），则是欧洲的基督教文化通过传教士入华。

　　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误读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因为在不同文化相遇之时，每一种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现自己，同时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触的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试图透过自己的眼睛审视对方，试图把对方收入自己麾下。这个打量的“眼光”就包含着自家的视角、自家的价值、自家的需求，“相对论”者和“不可知论”者都在这里找到了驰骋思想的话题。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著名的因误读而成功涵化的例子，就是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佛教初入中国时，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有重大分歧，主要是佛教违背孝道和构成儒家礼仪之外的政治秩序。“格义”佛学就在早期佛教徒为适应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与士人在学术层面主动融合。从慧远到慧能，佛教逐渐获得官方承认，其简化教义，积极世俗化（比如“二十四孝”就是佛教人士编纂出来的宣传册）等一系列措施，获得了中国社会的接纳，进而又发展成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晚明前清时期，耶稣会士也试图利用由文化误读而产生的诠释，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利玛窦就是主要代表，所谓适应政策被康熙称为“利玛窦规矩”，迎合了中国统治者的需要，而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则因为害怕涵化出一种失却基督教纯正性的中国式基督教而命令终止这种做法，结果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渗透始终遭遇强大阻碍，在中国也终究未能产生一种如中国佛教那般融合中西两种智慧的新文化。

　　另一方面，在基督教得以立足的中国个别地区，基督教其实依然未能保持自己在欧洲的纯粹形态，它以一种与儒家文化的基层相妥协调和、甚至与某些民间信仰相妥协的形态存在，仍然成为混合式信仰。

　　反过来，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也发生过针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式创造。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中国知识既不系统，又充满因语言障碍和传教需要而导致的歪曲，而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在利用这些知识时又完全着眼于自己眼前的需要，将中国知识作为捍卫自己论战观点或知识体系的证据，使得同样的内容产生各式各样的解读。这样看起来启蒙时代许多新学说都与中国产生了联系，实际上很多是误会中国文化的性质所致，然而这种误读促使他们更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文化，他们把中国文化诠释成证明自身理想的根据。更令人感受到文化误读不可思议之效果的是，在对中国文化的歪曲、猜测、幻想之上竟然诞生了一些对中国接近真实的认识，继而促成汉学诞生。

　　（《北京日报》2019.12.23 张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