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个“陷阱”

    近来，“我国人均将突破1万美元”的话题引起社会关注。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GNI）在97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在976美元到38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856美元到11905美元之间为中高收入国家，超过1190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增长，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坦率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从二战以来全球经济表现而论，的确只有少数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绝大多数的国家经济到了中高收入阶段之后便停滞不前，但仔细研究这些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则完全不同，没有任何依据表明这种经济发展的停滞具有什么“共性”。

    其次，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究竟到了哪个阶段开始停滞不前，可以说几乎没有规律。没有任何依据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了欧美高收入国家的那个标准就开始下滑。

    再次，经济发展的历史一再昭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高速，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随着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社会矛盾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到常态增长是正常的，经济增长慢下来不代表进入“陷阱”。

    最后，研究一些国家经济经历高速发展之后陷入停滞的原因，你会发现，最主要的原因并非收入到了某个阶段就会必然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是因为在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及整体改革方面没有抓住好的时间窗口，从而丧失了从中高收入突破进入高收入的时间窗口。将这种经济停滞现象归结为“收入陷阱”，名不副实。

    对中国经济而言，我们需要的是，汲取拉美等国在收入分配、改革整体推进以及制度建设方面停滞从而丧失巨大机遇的教训。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其实就是国家改革和制度建设能否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还是成为阻力。

    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在经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长减速是正常的。重要的是认识到下一个周期，经济增速、产业结构、增长引擎以及经济治理需要的制度框架都不同于过去40年，中国需要在改革和制度建设层面做出有力的回应，这是跨越所谓“中等陷阱”的关键。

    （《新京报》2020.1.6 马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