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编写现代汉语言文字规范辞书当之无愧的方家,在60年的专业生涯中潜心学术,历时11年主编完成《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虽然在语言学界之外,他的名字鲜为人知,但很多人的案头都离不开他编写的工具丛书,堪称“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就是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学会顾问,85岁高龄的李行健。
未名湖畔五年“三部曲”
1952年9月,李行健考入北大。那年,正逢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新的北大中文系“众星云集”,王力、游国恩、魏建功、杨晦、高名凯、周祖谟等知名学者汇聚于此。恰在入学当口,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劝他改学文学。“新闻专业更倾向于有社会经验并且年龄偏大的调干生,我们这些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学生,就听从安排去了文学专业”。
从1953年入学到1958年毕业,在北大发生的三段故事如同李行健初涉人生的“三部曲”。
第一个故事,“雪中送炭”。1953年底,李行健查出肺结核,按规定只能休学。由于家远在四川,他渴望留校一边治疗一边学习。可学校的治疗康复中心名额有限,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找杨晦先生。他至今记得恩师的一番话:“今天是人民的国家,你们有困难,我会尽我力量去帮你们解决。”在杨先生帮助下,李行健终于留了下来。
第二个故事,“意料之外”。一次春节联欢,李行健正好坐在著名文学史家、楚辞学专家游国恩教授旁边,闲谈中他问起李行健的家乡,得知李是遂宁人。后来一次期中考试,主考官正是游教授。当时考试是抽签决定题目,口试作答,有半个小时准备。李行健口试较为顺畅,突然游教授说:“李行健,我还要考你一道题。你不是四川遂宁人吗?遂宁同《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吗?”“突然听到这个问题我就可劲儿想,灵光一现,想到家乡遂宁有一个诗人叫张船山,他的妹妹嫁给了高鹗,而高鹗传说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书人。”李行健回忆,当时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看到游教授脸上露出微笑,心里才踏实。
第三个故事,“独立思考”。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魏建功,家里藏书甚多,很多重要书籍还都存下一个副本,目的之一是为方便学生借阅。一次李行健对《论语》中的一句话不太理解,便前往请教。“魏教授问查过《辞海》没有,我说并没有查阅,老师脸上顿时露出不悦。他说,读书要用工具书,这样才能培养自学能力,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今天我不回答你的问题,等你查完工具书后再来找我。”那以后,李行健明白,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独立钻研的能力,进而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完成吕叔湘先生未竟的事业
李行健毕业那年,被分配到中科院河北省分院。那时,吕叔湘先生提出了结合地方特色,搞河北省的方言调查,任务落在了李行健一人的肩上。
1983年,国务院发文让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之初缺少人手。经吕叔湘推荐,李行健被调进来。
1988年,李行健被日本文部省聘请,任教于日本国立一桥大学。那时,他发现书店的工具书包罗万象,连公交出行都有工具书可查。他对此深有感触,特意给吕叔湘先生写信,想要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1992年春,在吕叔湘、许嘉璐、曹先擢、柳斌等人的指导下,成立“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委会”,由李行健主持。国家语文委决定将编写规范词典列入“八五”工作规划当中。李行健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前言中说道:“从正式编写到完稿经历了12年,编写组在一无编制,二无国家拨款的情况下,全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坚持编写工作。”他们在离退休的年龄,本来可以安度晚年,但是他们为了汉语言事业献出了每一分力。
再为汉语国际化做点事
2009年,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发起一项倡议,由两岸一起编写一部《中华语文大辞典》。大陆一方交由《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完成。
原来,在此之前发生过一件小插曲——交流会上,台湾方面负责人对大陆给予赞美之词,说了一句:“我感到忒窝心了。”在场者顿时面面相觑,气氛尴尬。“窝心”在北京话中指的是不开心,表达苦闷之意,而台湾那边的意思却正好相反,说的是舒心。“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语言是连接海峡两岸的重要纽带,我们拥有同一母语,但是差异分歧着实不少。”李行健将之概括为“一语两话”“一文两体”。“编写一套沟通海峡两岸中国人都看得懂的词典何其重要!”
从2010年3月起,先后出版《两岸常用词典》《两岸通用词典》,增收词条达到10万条,拟再增收词条到15万条,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华语文大辞典》。两岸合作编写辞典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过:“现代人都学习英语、日语、德语、俄语、法语,今后很多人要学习汉语。那我们有没有一本词典供外国人学习呢?”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李行健心里,即便年逾八旬依旧站在教学岗位第一线。“再为汉语国际化的工作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就可以真正退休了。”(《北京日报》1.7 贾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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