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高考“炼狱”

    2020学年的韩国高考于2019年11月14日结束，约54万人报考。高考当天，整个韩国都高度戒备，为考生们让路和服务。国家机构、大型企业甚至是股市开盘都延迟一个小时，以避免形成道路堵塞。为了配合英语听力考试，飞机起飞和降落都暂停25分钟，穿过领空的飞机必须保证飞行高度高于3000米。

    这场和中国高考一样关乎人生的重要考试，从早上8点持续到下午5点，考生需要在一天之内考完五门学科。连续九个小时的奋战是一种意志力的考验，不少考生都戴上尿不湿进入考场，以节约上厕所的时间。

    然而，韩国高考早已不是单个学生的较量，而是家庭、阶层之间的竞争。韩国热播剧《天空之城》这部反映韩国中产阶级在残酷高考竞争前不择手段、人性扭曲的黑色喜剧，引发了韩国社会的强烈共鸣。这部剧的英文剧名《SKY Castle》别有意味，SKY是韩国三所顶尖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的英文首字母排列而成，而Castle则既指“城堡”，也指“围城”。

    踏入SKY级别的名校，就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机会、人脉资源甚至是婚恋对象，于是高考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一位学生家长对于高考的残酷都有着切肤之痛。

    发烧一般的课外补习

    1980年的韩国显得格外动荡，风口浪尖中上台的全斗焕亟需民意的支持。自1945年以来，高考已经在大学自主招生和全国联考之间经历了6轮的反复折腾，“朝令夕改”式的改革永远无法使大多数人满意。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大学教育，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市场经济活跃，不同教育背景的工资水平差距逐步拉大。大学毕业生在八十年代初可以拿到1400美元左右的月薪，而高中生就只有700美元。民众对大学教育的渴望愈演愈烈，然而中学扩招和有限的大学教育资源之间形成了错位，1980年的大学毛入学率仅为15%左右，竞争相当激烈。

    1974年高中入学率刚刚突破30%，为保障教育公平，缓解学生压力，政府决定加大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同时采取抽签入学的方式打破重点高中的师资生源壁垒。方案得到了社会底层民众的支持，但也一直深陷质疑。

    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质疑这种教育耽误了自家孩子考大学，纷纷不惜重金将儿女送进课外补习班，发烧一般的课外辅导很快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全斗焕政府适时地拿出了“教育良性发展和防止课外辅导经济过热的措施”，即著名的“730教育改革”，其核心内容为：大学扩招、延长职业教育学年、严禁课外辅导。但这一政令并没有彻底消灭课外辅导，家长、辅导机构一度与政府打起了游击战，这种博弈持续至今。

    这次改革还彻底改变了高考唯分数论的考核模式，要求加入20%~50%的高中内审（学校推荐）考核。不唯分数论，在残酷升学战争中带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伴随着义务教育完成普及，平准化教育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素质教育思潮逐渐抬头，1995年政府启动了一项以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和创造性为原则的英才化改革，扩大了大学在高考中自主招生的权利，将高中内审制替代为反映学生综合素质的生活记录簿，奠定了如今韩国高考的格局。

    不计成本的投入

    面对《天空之城》里的经典设问“只要能把孩子送入好大学，就算最终落得亲子关系破裂，甚至家破人亡，你也愿意吗？”恐怕不少韩国家长心中也没有底气回答。

    2011年11月24日，一名18岁的池姓考生因捅死自己的母亲并藏尸在房间内，8个月后被捕。在3月模考中，在全国七十万考生中排4000名左右的他谎称自己考了62名，但母亲对此并不满意，用棒球棍对其进行了殴打，勒令他必须下次考到第一名。由于担心母亲前往学校了解真相，最终决定痛下杀手。

    这一惨绝人寰的案件或许过于极端，但高考带来令人崩溃的压力确实是很多韩国青少年的噩梦，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兴趣爱好统统要为学业让步。据2017年《世界卫生统计》，韩国10~19岁青少年自杀率居全世界首位，而“成绩和升学问题”连续10年成为韩国青少年自杀的头号死因。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成为拐点，当时的第二大财团大宇集团倒闭引发了连锁效应，大量企业陷入经营困难。当裁员潮来临，高学历成为护身符。现代重工工程师闵喆九就向采访他的日本调查官直言：“金融危机后，社会两极分化更加明显了。三星、现代这样的大企业，普通职员的年薪还可以拿到五千万韩元，小企业做同样工作的员工就只能拿到两千万，因此全社会拼了命地向上流社会争挤。”

    然而敲开三星、LG、乐天等大公司求职大门的唯一钥匙就是顶级学府的学历。在高等教育普及的韩国社会，七成年轻人拥有本科学历，但只有2%的人有机会踏入SKY级别的名校。考不上SKY就意味着失败，每年有20%以上的考生选择复读，2018年的9位满分考生中，8位是复读生。

    日本高中盛传所谓的“四取五落”，即每天睡4个小时就能考上理想大学，睡5个小时就会落榜。但韩国高考的现实可能要更加残酷，想要赢得这场战争，“父亲的财富，妈妈的信息，孩子的努力”三者缺一不可，而父亲的财富、妈妈的信息重要程度可能还在孩子的努力之上。

    与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学供给不足时代一样，考生们选择参加课外补习来为自己赢得优势。根据韩国统计厅2012年的数据，全国中小学生以升学为目的的课外补习参与率达到69.4%。父母收入越高、社会地位越高，就越是重视孩子在课外辅导上的投入。韩国教育部的一份报告显示：2016年月收入为700万韩元（4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家庭，每月课外补习支出达2600元人民币，是月收入100万韩元（6千元人民币）以上家庭的9倍。课外补习费用占韩国家庭消费支出之比达到12.6%。

    这种对教育不计成本的投入再度引发了政府的担忧，2014年，堪称史上最严的《教育正常化及限制提前教育的特别法令》出台：禁止课外辅导教授超纲知识，禁止考试出现超纲内容，禁止在自主招生中考查超出课本的内容。然而这种改革，只能短暂压制市场繁荣，改变不了供需两旺的畸形生态。

    难以企及的公平

    2016年韩国教育广播公社拍了三集纪录片《学习的背叛》，片名分别是“学习不会背叛努力的人”“我为什么讨厌你”和“梦想的资格”。

    从某种意义上，片名概括了韩国教育七十多年的发展轨迹。正是义务教育普及、中学教育均衡、职业教育推广、大学教育扩招的努力，让国家完成了“弘益人间”的教育格言，兑现了宪法中“所有国民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的承诺。但伴随着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的拉大，教育和高考逐渐成为社会声讨的对象。

    面对未来，韩国教育需要回答的是，民众和考生到底还有没有梦想的资格？

    《学习不会背叛努力的人》一集中的主角允艺媛，出身于偏远村落。十六岁的她生活中没有漫画、网络和娱乐明星，她每天要在书桌前枯坐十几个小时，长期写字让右手布满老茧。不少韩国学子在网络上全程直播自己的学习，允艺媛不时打开直播软件看看他们，因为“只有亲眼看到别人的努力才能刺激到自己”。

    梦想成为医生的她知道自己拥有的资源相当有限，想要考入理想中的学校就必须不分昼夜地刻苦努力。与首尔的学生相比，允艺媛能依赖的唯有自己的勤奋。虽然她已经非常努力，但进入高中后的第一份成绩还是给了她当头一棒：在学校的359人中，她排名313，越努力，差距似乎越被拉大。

    20世纪80年代，SKY梯队中排名第一的首尔大学三分之二的学生都出身贫寒，而如今其一半的学生都来自于富裕的首尔江南地区。补习班和综合生活记录簿的存在，让富家子弟在起跑线上遥遥领先。若就入学考试的成绩来说，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平均要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高出43分。学习真的不会背叛努力的人么？

    更为可悲的是，即便踏入名牌大学，也并不意味着逃出生天。韩国大学生的失业率近年来飙升，大企业的工作岗位有限，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也不愿意屈身成为工人。教育的错位形成了“大学生满街跑，水电工却找不到”的扭曲状况。

    七十年间，韩国政府通过不断的改革、投入与妥协，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脆弱又卑微的公平，却让教育和高考一步步走向了疯狂。一手遮天的财阀、大而不倒的名校和望子成龙的家长背后，藏着那个所有人都明白、却又不愿面对的真相：

    条条大路通罗马，但罗马人筑起了城墙。

    （《北京青年报》2019.12.5 楚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