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漂”青年寻求利国福民之术

    1919年3月17日，随着汽笛一声长鸣，日本邮轮“因幡号”从上海起航远赴法国。在众多旅客中，89名脸上洋溢着憧憬和兴奋之情的中国青年格外引人注目。这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1700多名有志青年远赴法兰西。这场100年前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尝试，也是以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先进“法漂”青年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运动。

    寻找救国救民之良方

    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的留法俭学会。

    辛亥革命前，留学法德的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开始试验“俭以求学”，以“兴勤俭乐学之风”，建设“新社会”，陶冶“新国民”。彼时，李石曾还在华工中提倡“以工兼学”，鼓励有志求学者。

    1915年6月，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工人组织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工作，位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知祖”为宗旨。次年，蔡元培在法国创立华法教育会，重点是对参战华工进行教育以及组织中国留学生来法俭学。不久，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鉴于华工勤工俭学的成效和留学生俭学的困难，提出学生做工、以其工资收入作为留学费用的主张，并在北京、保定等地设立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之所以渐成潮流，寻求救国之道是最为根本的动力。1911年，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苦撑多年的大清帝国轰然倒塌，腐朽的专制王朝被推翻。令人失望的是，接踵而至的并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而是军阀混战。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列强的横行霸道，依然如故。

    面对残破的现状，一般青年“普遍均感于环境的痛苦为大，感于教育的不良为次”。在不少人看来，“欲求利国福民之术，非学莫由，国内学术未备，势非留学不可”。于是，很多留法勤工俭学生抱着去法国研究欧洲、将来改造中国命运的宗旨而选择西游。

    正是这种为国家寻出路、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之使命感，激励着先进青年不畏险阻，加入“法漂”洪流。

    翻译和钻研

    赴法勤工俭学青年抵达法国后，脏活累活都得干，因为这是他们维持基本生活的主要途径。

    王若飞在《圣夏门勤工日记》中写道：“连日天气甚热，厂中尤为干燥，遍地都是泥砂，大风过处，砂即腾起，着于面上，为汗水所枯凝，偶一拂拭，其状越怪丑可笑，鼻为灰砂窒塞，呼吸因之迫促，时时仰面嘘气以自苏，口时苦渴，吸冷水稍觉清爽。下工时，仿如初出监狱的囚犯，觉天地异色，形状很是镜悴。”

    不仅工作如此，他们的饮食起居也比较艰难。一位勤工俭学青年回忆：“我们所住的房子是工厂的，21人住的一间大房”；每天的午饭都是前一天晚上做好，带到工厂；中午下工后，“就拿着带来的东西，跑到工厂门外塞纳河畔，坐在大石头块上冷吃，有时口渴，就到自来水管旁去喝一点水”。冬天的时候，吃着冷饭，“那刮面的冷风，硬骨的寒气，凄惨朦胧的天气，更令我全身发抖，精神不乐”。

    尽管如此，这些赴法勤工俭学的有志者仍然坚持学习。有人下午四时半收工，到五时就可开始读书；若是九时睡，可以读四小时，“大约此地同伴读书时间，多者四小时，小者二三小时”。王若飞亦在日记中描述：“统计每日做工八点钟，读书五点钟，睡眠七点钟。”

    这些青年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对于救国之道何在、真理何在，仍处于蒙昧之中。此时的他们利用身处资本主义现实环境之机，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各种学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

    “法漂”中的先进分子还克服语言障碍，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翻译和钻研。蔡和森就是“猛看猛译”马列著作的典型代表。

    1920年2月，蔡和森抵达法国后，用“霸蛮”精神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猛看猛译”马列主义著作，翻译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著作的重要章节，并且写下大量读书笔记。

    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到法后，鲁莽看法文报，现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现搜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同时强调，“现已搜集许多材料，猛看猛译，迟到年底，或能成就”。

    周恩来早在东渡日本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到欧洲后，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精深研究，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他说：“我方到欧洲后对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

    向警予到法国后，短短几个月就掌握了法文，因而得以阅读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并着重研究妇女解放问题。1920年，她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提出，共产主义事业在世界胜利是必然的趋势。

    在斗争中成长

    先进“法漂”青年还非常注意考察欧洲工人运动，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经验。

    赵世炎在规划中这样写道：“要同法国工人多多来往，考察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的技术本领。”

    到1921年，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超过2000人，此时的他们陷入求工不得、欲学不能、生活无靠的困境。无工可做的学生们聚集在巴黎华侨协社，每天靠华法教育会的微薄借贷来维持生活。因长期营养不良又无钱看病，两年内不幸病死60余人。值此危急关头，蔡和森、向警予等人组织了400多名骨干，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发起了一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

    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出特使赴法，企图向法国政府借款3亿法郎，以用来购买军火、扩大内战。为了能够获得借款，北洋政府不惜以出卖海关、邮政和滇渝铁路建筑路权为担保。这一丧权辱国的大拍卖，很快被勤工俭学学生获悉，引起了极大义愤。

    于是，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联合巴黎华侨各团体，成立拒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言》，揭露借款内幕，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他们还将拒绝借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了1000份，发送法国各界，并在法国报刊上刊登。

    在强大的压力下，两国政府被迫签署借款作废声明。

    1921年9月，法国政府通知停止发放给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要求法方协助分批遣送勤工俭学生回国。与此同时，以接纳勤工俭学生为名义在里昂修建的中法大学，由吴稚晖等少数人把持，拒绝已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入学，却另从广州、上海等地招收100多名官绅子弟入学。

    为争取求学的应有权利，在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人领导下，正式成立勤工俭学联合会，提出誓死争回“里大”的方针。9月21日，联合会组织120余人的先遣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法国政府派军警包围他们，除个别人设法得以走脱外，104名勤工俭学生于10月中旬被强迫押送回国。

    正是通过考察学习和领导参与斗争，周恩来、蔡和森等一批“法漂”先进青年明确认识到建立一个严密的、战斗性强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几个月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诞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从此揭开崭新的一页。

    （《解放日报》2019.12.18 吴原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