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编写于宋代,距离隋唐五代比较近,因此隋唐五代部分收进了一些其他史书中没有的文献,史料价值比较高。
我们说《通鉴》重要,并不是说它处处重要。比如“臣光曰”的部分,也就是司马光的评论,就不像它的史料价值那么高。司马光距离我们已经一千年了,同样一件事,站在当时的立场上去看,他的评论可能是对的,今天可能就显得有些迂腐。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只关心《通鉴》记载的历史事实就可以了,不需要对“臣光曰”投入太多精力。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动力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给君王提供借鉴,另一个是编纂一部客观可信、能传之万世的通史。“资治”与“实录”今天看起来是矛盾的,但在古代史学家那里是统一的。
《资治通鉴》固然是写给帝王读的书,但帝王首先也是人,《资治通鉴》也有很多关于人生的经验:智伯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是“不仁”,最终智家被灭;吴起到哪都能建功立业,但在哪都待不住,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在彰显个人价值的同时兼顾各方利益的问题。人生中处处都有类似的问题需要面对。
我写《资治通鉴启示录》,认为普通人读史,可以主要抓三件事:认人、记事、悟道。认人,就是认识那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记事,就是要把历史事件的脉络搞清楚;悟道,就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也就是“启示”。
读《资治通鉴》原著,可以先挑有兴趣的事读。比如,你对安史之乱感兴趣,就把别的线索先放一放,只读与安史之乱有关的内容。这样连贯地读下去,就形成了一部自己的《通鉴纪事本末》了。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在条目的设置上略嫌老套,他认为可以立目的,今天未必重要。
(《光明日报》11.30 张国刚文、杜羽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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