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物“认领”，在山西省级层面亦称“认养”，是在不改变古建筑所有权的前提下，认领人通过出资修缮获得一定年限的使用权，并担负古建使用期间的养护责任。
2010年，在时任曲沃县文物局局长孙永和的推动下，曲沃率先在山西试行古建筑认领，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截止到11月15日，曲沃已有9处古建被企业或个人“认领”。
有鉴于此，2017年4月，山西省文物局在全省推行文物建筑认养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山西境内已有88处古建筑得到认养。今年10月29日，山西省文物局联合省工商联，在晋城高平举办了第四场认养推介会。
摸索出的文物认领办法
十多年前，为了抢救没钱修缮的古建，孙永和曾张罗着在全县集了两次资。
2002年，曲沃县城贡院街拓宽改造，修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四牌楼位于街道正中，由于年久失修，协调会上，有人提出把它拆了。孙永和坚决反对：“它经过了多少风雨，日本人没把它烧了，国民党没给它炸了，在咱们这一代人手里闹坏了，咱们成啥了？”
由于财政吃紧，和县领导商议后，孙永和决定在全县财政供养人员中间发动捐款。从县委书记到基层职工，大家几十元数百元地捐，最终募集了16.5万元。孙永和又找企业拉了七八万元赞助，去省文物局“化缘”10万元。七拼八凑，终于将四牌楼保了下来。
2006年，用同样的办法，曲沃县文物局还加固了一座修建于宋代的砖塔，这座砖塔如今已由县保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正是这两次集资，让孙永和看到了文物保护领域民间所蕴藏的力量，他有了在曲沃推行古建认领的想法。
在他的力主下，县文物局起草了《曲沃县古建筑认领保护暂行方法》（以下简称“办法”），经省市两级文物局提议修改，最终于2010年10月在曲沃县人大常委会上获全票通过。
根据“办法”，所谓认领，是在不改变古建筑所有权的前提下，认领者可通过修缮、保护古建筑，获得古建筑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一次认领不超过30年。
研究文物法多年的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发起人何戍中告诉记者，文物保护法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但古建认领或认养并不涉及文物所有权的变更，不违反现行法律。
如何确保文物认领后能得到妥善修缮，是“办法”的重中之重。
孙永和介绍，认领前，文物局要事先审查认领人的资质，包括社会信誉、经济能力等。认领协议签订后，他们会监督认领人与具备资质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合作，并在开工后派人进场监督，完工后还将比照设计方案验收。
“办法”推行后的两年内，曲沃有六处古建被认领修缮，总投资达2000万元，相较于曲沃县财政每年仅十几万元的文物保护经费，不啻一笔天文数字。
现实困境
对于认养人来说，认养文物，靠的不仅仅是“情怀”，他们也希望能将修缮一新的古建利用起来，从中获得收益。对此，认领办法也在第二条明确，除了“保护、管理、维修”外，认领人还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在用途方面，《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办法》明确，认养古建不得作为私人会所和高档娱乐场所。
66岁的南林交村人冯才，原本在当地经营一家铁厂，后因高耗能高污染被关停。文物认领政策出台后，冯才便认领了村里的龙泉寺。
在此之前，这座始建于元代的寺院只剩下影壁、大殿和西厢房，大殿中的佛像早已不见踪影。冯才修缮恢复了大殿、东西厢房，立了新山门，还在寺外给先前在里头办公的单位盖了座二层小楼。
2013年夏天，就在冯才准备给大殿塑像时，一位村民拿来了一份1984年原文化部下发的《关于不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寺观教堂等古建筑不得从事宗教和迷信活动的通知》，这则《通知》要求，“今后凡已毁损无存的宗教塑像，文物部门不准重塑”。
没有佛像，2017年，冯才索性把寺门给锁了。11月21日，记者看到，龙泉寺大殿正中只摆了张木桌，殿外的香炉被落叶覆盖，久无人打理的样子。
早在1982年，原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文化部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曾联合下发通知，凡由文物部门管理，不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寺观，不得设立功德箱，不得出售宗教用品。现行的《宗教事务条例》也规定，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赠。
目前，山西省文物局推介的全省292处待认养古建，大多数都是寺庙。面对冯才们的情况，孙永和认为，“现行的一些政策法规，跟社会（力量）认领古建筑本身有矛盾。”在他看来，塑像和壁画是一座庙宇的文化魂脉所在，也是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地把塑像认为是一种宗教活动，是有问题的。
由于很多古建处于荒僻村野，周边旅游业态匮乏，难以开发旅游业，仅靠周边老百姓光顾，收益十分有限。曲沃被认领的古建中，绝大多数都没有收门票。“收门票，老百姓就不去了。”曲沃县文旅局局长董昭辉无奈地说。
“现在几乎是纯爱心奉献，（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还真得想办法去破破题。”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赵曙光也犯难，一些方便接电水暖的古民居，尚可改造为服务场所，但数量巨大、原承载宗教功能、现为文物性质的宫观庙宇在认知转型和功能转换上非常困难，更容易让潜在的认养人望而止步。
近几年，曲沃古建认领的速度明显放缓了下来。2014年至今，曲沃只有三处古建被认领出去。而在山西全省，据不完全统计，也仅有88处古建筑得到认养。“省级推动近4年，目前认养的数量还是有限，需进一步加大力度寻求破解之路。”赵曙光说。
古建不等人
业内也在思考“破局”的路径。
针对大量古建难以获得经济收益的情况，有专家认为，应关注文物的公益属性，而不是过分强调盈利。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系主任陆建松历来主张，中国的文物保护应当依靠政府的顶层设计，而非一味呼吁民间力量介入。相较于民间力量进行文物认养，陆建松更提倡成立文化遗产基金会，用减税或颁发荣誉吸收企业和个人的捐款，再由国家交给专业的人去经营和养护。
类似的探索已经出现。2016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主管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浙江省松阳县发起“拯救老屋行动”，后在多个省份推广。
山西也希望，能让国有资金更多地加入到文物保护中来。赵曙光介绍，现在的认领人多数是民营企业主，而在山西占据经济强势地位的国企并没有被动员起来。他计划明年和国资委“碰一碰”，挖掘国企资金的公益属性，“看怎么能够把文物保护这一块嵌入进去”。
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多数受访专家和古建爱好者认为，在现行的文保体制和政策背景下，山西的古建认养，不失为基层文物保护的一种有益探索。
探索的同时，那些处在生死一线的古建并不等人。
《光明日报》报道，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2011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有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山西文物局网站的相关数据显示，其中山西登记消失文物达2588处。
（《新京报》12.4 张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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