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也就是谭其骧去世这年,他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评为过去25年间对世界最有影响的500名人之一。虽然在学术界,谭其骧是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但正如许多科学家一样,一生低调的他并不为许多人所知晓。如果他没有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知道他的人一定会更少。
从30年代开始,在探索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同时,编绘一部精确详尽而又合用的地图集,一直是谭其骧和其同人们的心愿。这不仅仅是当年禹贡学会未竟的事业,在抗战时期及建国初,谭其骧也编绘、校订过不少历史地图。只是这项工作需要大量财力、物力,也需要大量学者的通力合作,当时的条件难以实现。
一次偶然的机遇为这项工作带来了转机——1954年秋,毛泽东与吴晗出席人代会期间在一次谈话时说起《资治通鉴》,又谈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推荐了清末民初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并建议对“杨图“重编改绘,以适应时代需要。于是,“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在京成立,吴晗推荐谭其骧主编。
然而,这项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一帆风顺。“杨图”的底图是清朝的地图,和今天实际测量的当代地图有很大出入,很多需要重新定位。更重要的是,“杨图”各时代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版图,不包括古代中国的全部疆域和各边区民族政权,也不包括杨守敬的当代——清朝。“重编改绘”显然不符合政治原则和时代需要。
“杨图委员会”决定将目标改为编纂一部全面显示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政区变迁和中华各族共同缔造历史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而怎样确定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便成为他们需要慎重考虑的首要问题。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并经中央批准,《图集》确立的原则是:18世纪50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
由于《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要描述的疆域之辽阔、年代之久远,都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历史地图无法比拟的,工作量相当繁重。地图上画的每一点、每一线、每一面,都要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证据,或者从并不完整的考古发掘成果中得到证实。由于不少方面缺乏前期成果,不得不从头做起。加上“文革”中几年的停顿,原计划几年编好的地图集,不断推延反复,持续了将近30年。这30年,谭其骧为《图集》倾注了一生中作为学者最宝贵的时光。
1982年,一项新的更为艰巨的任务《中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又摆在谭其骧的面前,他毅然受命,因为编绘出一本足以反映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世界第一流的巨型地图集是他一生的最终追求,“这件事情完成了,我这一辈子也就不白活了。”
如今,《中国历史地图集》已经成为一本历史地理研究学者必备的工具书。在北京大学教授唐晓峰看来,“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完成了许久以来关于编纂古今对照地图的愿望,是一个划时代的巨大成果。作为一套具有科学性的基本底图,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展开各类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任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人都离不开它。”
但谭其骧留给历史地理学科的远不止一本地图集,他还为历史地理学科打造了一支队伍。现在活到75岁以上的历史地理工作者都参加过《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都是当时培养出来的。这项合全学科之力完成的编撰工作,对学科本身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历史上的沿革地理图没有边疆地区,为了填补这块空白,谭其骧把全国研究边疆史的学者全部集结了起来;再比如,绘制地图的过程涉及到了许多自然地理要素如海陆变迁和水道变迁,这就把沿革地理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自然地理。有了这样的需求,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国内一批研究历史地理的学科点陆续建成。
历史地理学向来有经世致用、服务社会的传统。在这一方面,谭其骧更可谓是“开风气者”。上世纪50年代后,谭先生身体力行地进行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考察,对黄河、海河、长江中游水系、上海地区海陆变迁等进行研究,如著名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这些工作虽然是在“复原”历史,但也通过解释其所以然,关乎今天的生态环境保护、防灾抗灾、城市规划等诸多领域,对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从沿革地理到自然地理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也让谭其骧对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学科的理论性质和研究方法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在60年代的课堂上他就指出,“历史地理学不同于沿革地理……沿革地理一般只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而历史地理学不仅仅靠文献资料,而且要进行实地考察和科学实验,利用新技术作为研究手段。沿革地理只满足于描述地理现象的变化,而历史地理学要进而研究这些变化的原因和规律。”今天,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也应证了他当年的真知灼见。
“他不是滔滔江河,但始终流淌着,就像那长年的流水,滋润大地。”正如葛剑雄在谭其骧传记《悠悠长水》中写道,“他的名字已经与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想学习或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人,都将离不开他的著作,都将是他的贡献的受益者。”
(《文汇报》11.17 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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