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1994年，北京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这是香港作家金庸首次授权内地出版其全部小说作品，在金庸作品的传播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其实，上世纪80年代，金庸作品就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传入内地，并掀起“金庸热”。在这些作品中，《射雕英雄传》是流传最广、最受读者欢迎的一部。《射雕英雄传》创作于1957—1959年，是金庸的中期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武侠小说之一。该作品将故事背景设定于宋元易代之际，以少年郭靖携手少女黄蓉闯荡江湖、终成长为一代侠侣的经历为主线，构建了一个恢宏的充满中国文化诗意的武侠世界，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

    “用电报来拍发武侠小说，这在报业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举动”

    1957年1月1日，新年伊始，《香港商报》副刊结束了连载整整一年的《碧血剑》，开始连载一部全新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作者仍为金庸。《射雕英雄传》是继《书剑恩仇录》《碧血剑》之后，金庸的第三部武侠小说。这一年，他34岁。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几句开场诗之后，牛家村郭啸天、杨铁心两家登场，丘处机道长也随后“踏雪而来”，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故事。金庸在写下这些文字时并没有想到，《射雕英雄传》会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武侠小说之一，在今后的一个甲子乃至更长时间内，被持续阅读、阐释乃至演绎。

    毕竟，金庸写作武侠小说，最初完全是无心插柳。

    1954年初，为吸引读者、增加销量，香港《新晚报》决定在副刊连载武侠小说，副刊编辑陈文统打头阵，以“梁羽生”的笔名开始连载处女作《龙虎斗京华》。1955年2月初，为接上档期，报馆向同为《新晚报》编辑的查良镛紧急约稿，从未写过武侠小说、甚至从未写过小说的查良镛“赶鸭子上架”，开始连载《书剑恩仇录》，署名“金庸”——取将“镛”字拆成两半之意。金庸后来说：“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书剑恩仇录》大受欢迎，“金梁并称，一时瑜亮”。《香港商报》也上门邀稿，遂有《碧血剑》及《射雕英雄传》。

    从1957年1月1日起，《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共刊出862段，其间金庸偶尔生病才会停下两天，直到1959年5月19日全部刊完。此后，金庸又创作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这三部作品互相独立又有一定联系，被称为“射雕三部曲”。

    金庸一生创作武侠小说15部，哪部最好？读者各有偏爱，金庸自己也没有确切答案。但人们有定论的是：流传最广、最受读者欢迎的是《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连载之时，每天报纸一出来，人们会首先翻到副刊去看连载，看过连载，又看坊间书店应时集结的每“回”一本的小册子，还要看最后结集出版的单行本。热潮波及东南亚，曼谷每一家中文报纸都转载金庸作品，当时各报靠每天的班机送来香港的报纸再转载，但到了故事的紧要关头，有的报馆为了抢先，不惜拍发电报，以至后人感慨：“用电报来拍发武侠小说，这在报业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举动。”

    香港作家倪匡点评金庸小说，只肯将《射雕英雄传》排在第7名，但他也承认“这是一部结构完整得天衣无缝的小说，是金庸成熟的象征”，《射雕英雄传》“奠定了金庸武侠小说‘巨匠’的地位，人们不再怀疑金庸能否写出大作品来”。倪匡说，《射雕英雄传》中的人物，有的地位已经和民间传说或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地位相埒，并举例说，香港长洲民间过年巡游时常扮上猪八戒、孙悟空等人物造型，有一年，黄蓉、郭靖赫然在列，其受欢迎及深入民间程度可见一斑。金庸自己也说，“《射雕》比较得到欢迎，很早就拍成粤语电影，在泰国上演潮州剧的连台本戏”，“他人冒名演衍的小说如《江南七侠》《九指神丐》等等种类也颇不少”。

    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内地读者后来读到的《射雕英雄传》与当初报纸连载的版本是有相当差异的。作为商业化催生的报纸连载产品，每天一段，随写随刊，《射雕英雄传》的最初创作有粗疏之处在所难免。因此，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金庸宣布封笔，并从1970年起，用十年时间对其全部作品进行了重新修订。

    《射雕英雄传》修订版重新编次回目，将旧版的80回合并为40回，并大段增删、逐字推敲，删去了杨过生母秦南琴这个人物，与穆念慈合而为一，情节也有一些增删。如删去一些过于传奇荒诞的情节；又如增加开场时张十五说书的情节，金庸在后记中解释称：“我国传统小说发源于说书，以说书作为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修订版对人物个性也进行了更为自觉的塑造和强调，比如使杨康这个人物更为立体化；又比如旧版中对郭靖的性格、智力定位有前后矛盾之处，曾说“这孩子生得筋骨强壮，聪明伶俐”，在修订版中则强化了他“老实迟钝”的特点。

    如果说，为了吸引读者，旧版更为直截了当、快速进入故事的话，修订版叙事则更加从容。“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桕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这个苍劲古朴、文学意蕴浓厚的开头，就是这次修订时重写的。

    正是这个修订版，为《射雕英雄传》日后在内地吸引无数拥趸乃至走上“经典化”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这一代的近视，集体可以怪到金庸头上”

    内地“《射雕》热”比香港晚了20多年——某种意义上说，《射雕英雄传》传入内地、引发热潮的过程，暗合并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史。

    如果不计民间渠道的流传，内地读者对于金庸的认识，应从1981年7月《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开始。1981年，在改革前沿广州，由广东省体委与科普出版社广州分社共同主办的中国内地第一本武术类杂志《武林》创刊。为了“刊物必须有可读性”，编辑部决定突破一下“禁区”，刊登长期被视为“非主流”的武侠小说。编辑部通过与香港文化界有着较深交往的广东老一辈文人刘逸生，落实了金庸、梁羽生小说的转载事宜，并于创刊号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这是金庸武侠小说第一次在大陆公开出版物上刊发。创刊号首印30万册，迅即脱销，第二期印数70万册，三、四期以后达到100万册。不过这次连载仅至小说第四回便夭折，原因众说纷纭，其中一个说法是“盗版书籍后来居上”，已无连载必要。

    1983年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对金庸小说的大规模传播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关于这部剧集的引进，从湖北黄石《东楚晚报》的一篇报道中可略窥一二。“黄石最先看到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的人，是原黄石电视台党支部书记向开昌。1984年，向开昌应邀到深圳参加全国城市电视台节目展示会。这是一次看片会，主办方邀请全国除央视和省台以外的地方电视台观看《射雕英雄传》。虽然大家只看了其中两集，但这部古装武侠片让所有与会者眼前一亮。当时国内电视剧非常少，也没有武打片、动作片。《射雕英雄传》的出现让大家感到新鲜。当主办方向各地方台代表提出是否购买这部电视连续剧时，‘买！买！’所有人异口同声地喊出来。”1985年春节前后，剧集开始陆续在各地播放，万人空巷，为人们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武侠传奇世界。“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的主题歌响彻街巷，郭靖、黄蓉扮演者黄日华、翁美玲等港台演员的贴画被中小学生收藏，大漠夕阳如血、郭靖弯弓射雕的画面，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循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剧集而知金庸，循《射雕英雄传》原著而读金庸其他武侠小说，进而读梁羽生、古龙等其他港台作家的武侠小说，是很多人的阅读轨迹。与此同时，内地有数十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金庸各部作品，仅《射雕英雄传》就有七八个版本。不过，在版权意识淡漠的当时，基本未获得金庸本人的授权，以至于后来金庸提及自己的作品“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

    作为无数读者中的一个，多年后，“70后”作家毛尖在《就此别过》中为这一代人的金庸阅读史写下注脚：“我们这一代的近视，集体可以怪到金庸头上，我们在课桌下看被窝里看披星戴月看呕心沥血看，我们不是用眼睛看，我们用身体填入萧峰阿朱令狐冲任盈盈郭靖黄蓉，所以影像史上最难满足的观众就是金庸迷，因为我们曾经把自己的脸庞给他们，我们曾经把恋人的眼神给他们。”

    喜爱《射雕英雄传》的，不仅是普通读者，更有许多科学家、人文学者，并由此推动金庸由坊间流传进入学院派视野。

    1981年，红学研究专家冯其庸赴美讲学，偶然读到金庸作品，遂有“卧读金书通宵不寐之乐”，后来到耶鲁大学遇到余英时，畅谈的内容之一就是金庸的小说。作家余华说自己看《射雕英雄传》，“比《三个火枪手》更看得如痴如醉、废寝忘食”。北大教授孔庆东“遭遇金庸”的缘起，就是读书期间从同学手中一本脱落了封面的通俗文学期刊读到了两章《射雕英雄传》，立即被深深吸引，并和同学一起向导师钱理群推荐。“没有炒作，没有指导，甚至没有正版，是亿万人的阅读实践，把金庸的名字铭刻到了人类的文学史上。”孔庆东如是说。

    金庸的读者里有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政治家邓小平，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周光召、黄昆、王选，文史专家陈世骧、程千帆、许倬云……北大教授严家炎将之称为“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在科学昌盛的20世纪，金庸的武侠小说竟然拥有这样多的读者；在‘五四’文学革命过了七十多年，新文学早已占有绝对优势的今天，武侠小说忽然又如此风靡不衰；这难道不是本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巨大的谜吗？”

    “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在当代的侠义小说作家中，是极为突出、极为罕见的”

    缘何《射雕英雄传》如此深入人心？金庸自己曾有说法。

    在1975年12月为《射雕英雄传》修订本所写的后记中，他说：“《射雕》中的人物个性单纯，郭靖诚朴厚重、黄蓉机智狡狯，读者容易印象深刻。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大概由于人物性格单纯而情节热闹，所以《射雕》比较得到欢迎。”

    他还说到其中的写作技巧：“写《射雕》时，我正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这段时期中所读的书主要是西洋的戏剧和戏剧理论，所以小说中有些情节的处理，不知不觉间是戏剧体的，尤其是牛家村密室疗伤那一大段，完全是舞台剧的场面和人物调度。”

    然而，这些理由并不足以解释《射雕英雄传》何以能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在后来各方读者和研究者的阐释中，小说所呈现的家国想象和历史情怀、对侠义精神的提升、对传统文化的抱持，被认为是其作品深层魅力所在。

    内地最早系统研究金庸小说的陈墨说：“《射雕英雄传》当然是一部武侠小说，是一个长长的武侠传奇故事。然而，它与一般的武侠小说不同之处，是它有着其他武侠小说所不具备的历史真实感及忧国忧民的心怀。”《射雕英雄传》主人公郭靖和杨康的名字寓意不忘靖康之耻，从他们被命名开始，其个人命运就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金庸曾说，郭靖“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射雕英雄传》故事即将结束时，主人公郭靖和成吉思汗有过一场关于“何为英雄”的争论。成吉思汗认为自己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是天下英雄，而郭靖这个年轻人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小说终篇，郭靖家仇已报，与黄蓉终成眷属，似是大团圆结局，但山河破碎之时，个人焉有真正欢愉：“两人一路上但见骷髅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禁感慨不已，心想两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到了《神雕侠侣》中，郭靖更对杨过说：“行侠仗义，救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只盼你心头牢牢记得‘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严家炎在《金庸小说论稿》中对这些情节详加论述，他认为，义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而金庸超越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快意恩仇”，赋予了义新的内涵，“金庸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生命的，这些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也是金庸小说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新的提升。”

    “如果有谁要我介绍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入门书的话，我会毫不迟疑地向他推荐钱钟书的《谈艺录》和金庸的十四部小说。”胡河清认为金庸小说提供了“典型的中国诗性文化的现实氛围”：“黄药师的桃花岛布满了与神秘星相对应的奇门五行机关，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汇集着道家智慧的精髓，黄蓉的美味佳肴飘动着中国食文化的香韵，一灯大师闪着灵光的一阳指则是佛法无边的标志。”《射雕英雄传》的人物塑造也接续着传统文化的沃壤，金庸曾说起“东邪”黄药师和老顽童周伯通的原型，前者来自“伯夷、叔齐、介子推、庄周、柳下惠，《论语》中的楚狂人接舆、长沮、桀溺，以及魏晋时的阮籍、嵇康，有一个极长的传统”，后者则集聚了“汉时的东方朔，《三国演义》中的于吉，后来寒山拾得、济公活佛等等”的形象，“他们嬉笑怒骂，游戏人间，到老还保存着天真”。

    冯其庸是较早撰文称赞金庸小说的大陆知名学者。1986年《中国》杂志第8期刊登冯其庸的《读金庸》，热情谈及观感：“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在当代的侠义小说作家中，是极为突出、极为罕见的”，并认为其在包罗万象的思想文化、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行文与境界的文学性、奇而不奇的故事情节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光明日报》11.8 付小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