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心照不宣的“默契”

    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斗争，也是一场外交和政治的斗争。中美双方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在很多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分歧和对立。只有一次却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这就是在1951年6月，双方通过苏联从中沟通达成“停战谈判”意向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提出“停战谈判”应由双方作战的军队司令官的代表担任，并且只谈有关朝鲜战场“停战”问题。

    朝方以朝鲜人民军司令官的代表、中方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官的代表参加，美方以所谓“联合国军”司令官的代表参加。在1951年5月31日，凯南受美国政府之命第一次同马立克会面时，就暗示美国政府的这种立场。他说，停战谈判“是战场上双方司令官进行停战和停火的谈判”。在马立克6月23日奉命在联合国发表演说后，毛泽东在6月29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这次谈判，“在中国方面是以志愿部队的代表身份参加这个谈判，而不使中国以交战国的身份去参加”。此前，在和斯大林、金日成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谈判时，毛泽东就预见到，要想谈判取得成功，以不提中国进联合国问题和台湾问题为好。后来的实践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停战谈判开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训令李奇微“停战协议应限于朝鲜问题，而且严格地只限于其中的军事问题，不应该涉及任何政治和领土问题”。

    虽然，在实际上谈判代表后面的决策人均是中美双方的政府最高领导，这次谈判在一定意义上讲实际上是一次中美谈判，但在名义上却不是以国家名义的国对国的谈判。可以说，这也是中外谈判史上的一枝“奇葩”。

    （《党史纵横》2019年第10期 张兴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