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漂流”上海滩

    方志敏在其狱中著作《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说，1922年6月底，在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书的他决定弃学。主要原因是“读书不成，只为家贫。但因贫困而无受教育机会的人，在中国何止千百亿万？无论如何，我是不会相信基督的，现在，我也不愿再读那些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地做革命工作了”。

    那么，哪里是他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起点呢？他选择了上海。

    结识赵醒侬

    方志敏出生在江西弋阳县漆工镇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从小天资聪颖，但身体羸弱。1919年，他怀着“实业救国”的满腔热情考进了江西省甲种工业学校（设于南昌）。1921年9月，他离开南昌到九江，考进了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即南伟烈学校。他在这里读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先驱》等革命书刊，思想又一次起了深刻变化。

    1922年7月初，方志敏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放弃在南伟烈学校读书的机会，来到当时革命思想活跃的上海。不久，方志敏在上海《先驱》报遇到赣籍青年赵醒侬。

    赵醒侬，江西省南丰县人，1899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过早去世，他被迫中断学业，远离家乡，自谋生活出路。年仅十四五岁的他只身漂泊汉口、长沙、常德等地商号店家当学徒。1918年，赵流浪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在几个朋友的同情帮助下，在一家小店里当了伙计，才勉强算有个安身之所。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出现了许多社会团体。其中，“上海工商友谊会”宣称是工商界伙友们的组织。赵醒侬怀着为“伙友谋幸福，谋大团结”的愿望，于1920年9月加入了上海工商友谊会，积极地投入工人运动，并在运动中结交了共产党人。1921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年夏天，赵醒侬常以卖报为掩护，出入于进步报刊社和团体从事革命活动。赵、方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8月，赵醒侬就介绍方志敏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愤怒出诗人

    方志敏到上海的头几天，曾持一位朋友的举荐信向一位牧师求助，想找一份糊口的工作，不料遭到冷遇。

    在这个被人们称作“富人的天堂”和“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他还有怎样的经历和感触呢？除了留下一篇作品《谋事》，反映一个贫寒青年立足上海之艰难，他还在其狱中名著《可爱的中国》中记叙了他的经历和感受：“我去上海原是梦想着找个半工半读的事情做做，哪知上海是人浮于事，找事难于登天，跑了几处，都毫无头绪，正在纳闷着，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散散闷。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眼中时，全身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不久，赵醒侬以党组织的名义委派方志敏先行返赣，在那里开展革命活动。1922年8月29日，一声汽笛，江轮启动。方志敏与赵醒侬等挥手告别，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第一次沪上之行。他望着渐渐远去的城市，写下一首诗《血肉》：

    伟大壮丽的房屋，/用什么建筑成功的呢？/血啊肉啊！/铺了白布的餐桌上，/摆着的大盆子小碟子里，/是些什么呢？/血啊肉啊！/装得重压压地铁箱皮箱，/里面是些什么呢？/血啊肉啊！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于吴淞轮次

    结识邵力子

    1922年7月中旬，方志敏由在上海《民国日报》做校对的罗漫（罗漫是方志敏在南昌“甲工学校”时的同学）陪同，走访该报编辑部。其实，方志敏早在南昌、九江读书就与《民国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方志敏接触上海《民国日报》时，正是他思想逐渐成熟，处于由血气方刚的爱国主义者向社会主义信仰者的转变过程中。就在这期间，方志敏除了经常在“江西改造社”主办的刊物《新江西》上发表作品，还常常给《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投稿，常常有感而发，投书报馆，提出问题或申述自己的见解。方志敏思想活跃、剖析问题独到、文笔流畅，引起了邵力子的注意。

    方志敏和罗漫来到《民国日报》报馆，正好遇见邵力子。邵力子关切地问长问短，当了解到方志敏在上海举目无亲、临时挤在罗的亭子间栖身时，便热情地说：“一个大学生想在上海谋个小学教员的位置都很难，我看你暂时也留在报馆打杂吧！”在邵力子的帮助下，方志敏和罗漫白天到某大学旁听，晚上在报馆做校对。

    第二年，方志敏的《谋事》同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享有盛名的作家作品一起被选进上海小说研究所编印的《小说年鉴》里，并有按语赞：此作“是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作品”。

    在上海“再生”

    后来，方志敏作为江西农民代表（中共党员、农运领导人）于1926年春赴广州参加广东省第二次农代会，返回江西时途经上海。他当时“满望回江西，大大作一番努力，那知刚回到上海，又吐起血来了。这次肺病大发热度升到摄氏四十一度，几至于死”。后来，“得到中国济难会的帮助，在上海医院治了两个月，才能缓缓的步行……”

    可以看到，1922年夏，方志敏“漂流”上海是他真正地走向社会，“实际地做革命工作”之始。方志敏对于实现他人生重要转折的大舞台——上海，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愫。1935年夏，他被蒋介石羁押在南昌国民党军法处看守所，他利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十几万字的珍贵文稿。通过争取狱中同情革命的好心人，将文稿传送到上海，交到可靠的人手中，并设法传递给党组织。其中《可爱的中国》就是当年传送至上海的若干文稿之一。

    （《老年日报》11.10 陈家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