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教材，就有什么样的国民

    “我脾气有时候也挺倔的。”73岁的温儒敏慢悠悠的聊起最近一件让他略微头疼的事——有人反映，统编教材中的一位外国作家“不爱国”，选入课文不合适。对此，温儒敏觉得这种判断过于简单，可又不得不花时间认真解释：“事实上，这篇课文不存在那些问题，经过几十轮评审，课文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艺术都得到认可，不能因为没有说服力的理由就随意撤换。”

    2012年，温儒敏被教育部选聘为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他曾在书中写道：“有什么样的教材，就有什么样的国民。”原来潜心文学研究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开始和琐碎繁杂的事务打交道，有时还要站在舆论场的风口浪尖。

    “语文就是教人读书的”

    翻看温儒敏的微博会发现，人们对教材的焦虑像是一团拨不开的迷雾，需要不厌其烦地澄清和辟谣。他几次想退博图个清静，但始终没能下决心，因为更多的时候还是想沟通和理解。“教材是公共知识产品，特别是语文教材，社会性、实践性很强，大家都很关心，议论纷纷很正常。欢迎提意见，但反对拿教材炒作”。

    在人们的想象中，统编教材是由出版社一个小小的编辑部完成，实际上编写组核心成员多达四五十人，参与过编写工作的多达百人。和以前相比，现在编教材更加注重科学性。温儒敏说：“我们小时候认字都是随意的，‘上大人’‘化三千’，随便选容易的字让你写。现在哪个年级、哪个学段应该掌握多少东西，阅读达到什么水平，需要科学设置一个坡度。比如说一年级要认哪些字，都要经过字频、字理、字结构研究，最后挑出300个字来学。”

    温儒敏希望大家明白，选文只是语文教材编写内容的一部分。“哪些文章上来，哪些文章下去，牵动着很多人的感情和神经。如果只是美文汇集，那编写教材太容易了”。与之相反，“不容易”体现在教材的每个细微角落。为了帮学生扫除阅读鲁迅的心理障碍，温儒敏为《藤野先生》的阅读提示做了修改：“鲁迅的作品语言，初读时可能会感到有些拗口，其实很简洁、幽默，富于感情色彩。阅读时宜放慢速度，细细品味。”类似的导语和习题，编写组会翻来覆去讨论，有的章节写了30多稿。

    温儒敏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的语文课，课上老师带着大家读小说，课后他“连滚带爬”地读《西游记》，读到妖怪就多看两眼，不喜欢的就翻过去。中学时，温儒敏已经是学校里的文学青年，当时杨沫的《青春之歌》刚出版，书被一张张撕开贴到布告栏里，他和同学就挤在栏前一边读，一边热火朝天地讨论。温儒敏希望学生也能找到这种“自由阅读”的状态，拥有个性化的语文生活，而语文教材就是关键的“读书种子”。精读、快读、猜读、跳读，“懂得不同类型书的读法，又懂得信息的选择与过滤，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温儒敏说，“说一千道一万，语文就是教人读书的”。

    关注语文教育改革是北大的传统

    1978年春天，温儒敏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虽然当时他已在广东韶关基层做了8年秘书，但是做学问、搞研究仍是他心之向往。最终他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师从中国现代文学的泰斗王瑶。

    “那是一个学科自觉，富于理想、自信和激情的时期。时代突变带来‘精神松绑’的快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及对久违了的学术的向往与尊崇，都在现代文学学科重建上得到了痛快淋漓的表现。”温儒敏说。

    当时不用攒学分，不用考虑在核心期刊发论文，他泡在图书馆整日看书。每月导师王瑶会组织小班讲习，由一位同学主讲某个课题，大家讨论，老师评讲。钱理群讲过周作人和路翎，而温儒敏讲过郁达夫和老舍。

    1981年，温儒敏留校任教。此后他和钱理群、吴福辉等合写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当时我们是初出茅庐的‘青椒’，敢于‘问鼎’文学史，受了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就是这部影响广泛的著作，将温儒敏的名字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连接在了一起。

    1999年，温儒敏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这也是他转向语文教育研究的开始。“对语文教育的关注，其实是‘五四’的传统，也是北大的传统。”温儒敏说。从鲁迅到胡适，从蔡元培到梁漱溟，从叶圣陶到朱自清，他们或亲自去中小学宣讲授课，或编写国文教材，或参与中学语文教学的讨论，在语文教育中都有过不可替代的贡献。

    温儒敏就任系主任后召开的第一个学术会议，就是有关语文教育的。当时，他邀请了北京市的语文特级教师，和北大教授一起讨论如何改进语文教学。有人不理解，说这是“不务正业”，语文还是交给师范大学做更好。但温儒敏认为，中文系对社会的语文生活应该承担一份责任。

    “我们就是‘敲边鼓’的。如同观看比赛，看运动员竞跑，旁边来些鼓噪，可助一臂之力。”敲着敲着，温儒敏手里的鼓槌也越来越难放下了。

    （《环球人物》2019年第18期 崔隽 王璋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