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2月19日《严修日记》云:“夜不成眠,思量南开大学事。”
为了实现筹办南开大学的愿望,严修毅然决定让张伯苓暂离中学校长的岗位,资助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1917年夏,已经不惑之年的张伯苓真的乘舟到大洋彼岸,走进了那所于1754年创建的古老大学,重新当起学生,拜师著名教授杜威、基尔帕特里克、桑代克,研究教育理论。第二年,让儿子们凑足经费的严修,也跨越大洋,来到美国,同张伯苓一起探求美国私立大学的办学经验。年届花甲的严修体衰多病,从北美的东面走至西面,考察学校。他还到“哥大”去听讲,用他掌握不多的英文词句直接感受现代教育理论的奥妙。有趣的是,他还借助类似今天的“家教”方式,请每天到“哥大”上课的张伯苓晚上来给他授课,他像个接受“家教”辅导的学生,在他的住处沏好香茗,预备好做笔记的笔墨纸砚,边听边记,提问切磋,甚至有时还有辩论。这种“家教”,从1918年7月7日起,一直讲了二十四五次,每次都有两三个小时,严修记了厚厚的一本笔记。这是一本极为珍贵的资料,集中体现了严修、张伯苓考察美国教育的感受,也反映了他们的大学理念和办学思想。居留美国五个多月,严修对美国教育制度、大学经验、学校筹款和教学管理有了比较具体深入的了解。
1918年11月他与张伯苓回国,船过日本,得到了儿子在东京病故的噩耗。晚年丧子对于严修不能不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严修强压胸中翻江倒海的悲戚,依然支撑着会见周恩来等在东京留学的南开学子,仍然思考着如何建立大学。12月19日自东京起身,12月23日火车过山海关,《严修日记》记载:“与范(学濂)、张(伯苓)、孙(子文)三君论学事。”
回到天津后,严修、张伯苓正式宣布了建立南开大学的决定。严修不顾旅途劳累,春节刚过,强忍刚刚失去亲子的巨大悲痛,就与张伯苓赴北京遍访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人,征求对办大学的意见。又亲赴北京、保定、山西、南京等地会见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曹锟、孔祥熙、阎锡山、李纯等人,为南开大学筹募经费。严修自己还带头为大学提供物质帮助,1919年捐购书款两千美元,又捐中文典籍三十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地五亩多,折款一万八千元。1924年又将《二十四史》《史通》等数十种古籍赠给南开大学图书馆。
1919年10月南开大学终于诞生,严修亲手树立起一所民办大学的旗帜。南开学校自开办到1927年,共得捐款一百二十万元,对其扩建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以严修出力为最多,严修为南开大学的创建、发展筹集资金,可谓竭尽心力。
(《今晚报》10.30 张绍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