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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智利总统皮涅拉突然宣布，放弃主办原定于11月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以及12月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
在人们印象中，智利是拉美地区相当发达的国家，2018年智利人均收入已接近1.6万美元（中国接近1万美元），位居拉美首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却因地铁票价上涨30比索（约合人民币3毛钱）发生了几十年来最大一次全国性抗议活动，目前骚乱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7000多人被捕。
“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示威者喊出了这样的口号，这说明这次骚乱是智利社会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的总爆发。
示威者明确亮出他们抗议的目标是“新自由主义”。该理论强调市场的完全自由竞争，认为个人权利先于集体，主张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最小化，倡导私有化改革。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西方国家面临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局面，即“滞涨”问题，欧美大部分经济学家重拾新自由主义。
1975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智利总统皮诺切邀请到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考察智利，深深信服于后者的理论。而后，皮诺切废除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各项政策，进行了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智利经济常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西方国家口中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典范，其模式也被称为“智利模式”。在“智利模式”下，国有企业以及养老体系进行了私有化，工会和各项福利制度被废除，企业税收降低，大量吸引外资，政府除提供基本的法制和社会秩序外，最低限度地干预市场。
智利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面，隐藏着什么问题？智利国家男子足球队的门将布拉沃在社交媒体上说：他们卖了我们水资源、电力、油气、教育、健康、养老金、医疗，我们的公路、森林、阿塔卡马盐沼、冰川、交通，到私人的手里。还剩什么？这还不够吗？我们不想要一个只为少数人的智利。
实际上，尽管本次圣地亚哥地铁票只涨价3毛钱，但这已是今年内第二次涨价，并且原起步价是800比索（高峰时段），约合人民币8元左右，已是相当不便宜。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智利一半工人的年收入低于6600美元（合人民币46480元），与1.6万美元的人均收入相距甚远，贫困发生率高达8.6%（中国是1.7%），可见智利社会收入差距之大，社会分化之大。
其实不但在智利，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带来的困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显现。从根本上讲，新自由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无法逃脱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它带来了效率，但必然导致分配不公、社会分化。这个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就会爆发。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双重力量，无疑是解决智利困局的必由之路。
（侠客岛微信公众号 11.1 宇文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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