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著名抗震、隔震与减震控制领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大学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福霖被人们誉为“现代张衡”。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广州塔、港珠澳大桥……人们熟知这位八旬院士在世界防震科技领域的诸多成就,然而他却说:“成功是一种财富,失败也是财富;顺利是财富,挫折也是财富。一个人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足够了。建造在地震中安全的建筑,就是我这辈子要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事情。”
1963年,刚从湖南大学毕业的周福霖,被分配到原机工部第四设计研究院工作,负责土建,在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原上,一待就是一年,现场勘察、论证,做方案。不久,“文革”爆发,周福霖被免职,回去继续学习。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心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学习、钻研。他把数学、力学、结构力学、结构动力学、英文、俄文等学科全部复习一遍;爬梯子翻满是灰尘的外文资料,研究技术难题。这段时间,他解决了多个重大技术问题,也因此被调任到技术研究室,成为研究室的主要成员之一。周福霖说:“一个人受打击、受挫折的时候,一定要不忘初心,记住自己的目标,沿着这个目标,不要消极,继续前进。”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震后第三天,周福霖接到通知,作为设计院的代表参加唐山大地震工程结构考察调查研究组,到现场对工程结构及建筑的震害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
“当时已经传出,灾区有瘟疫,死了很多人,时时有余震。”周福霖说,女儿出生才三个月,只能顶着压力,只身一人前往。这段如壮士出征的路程,周福霖走了整整一天一夜。震后道路受阻、桥梁塌方,让原本3个小时车程的路途变得无比漫长。
在那里,周福霖碰到的困难,超乎想象:“到了灾区发现没有路,只有一条扒出来的小路,路边都是遇难遗体;为了避免房子二次塌方,调研人员在飞机场搭帐篷住;为了防止瘟疫,解放军每天给大家打预防针;为了减少尸体异味,飞机每天定时喷药,后来大家就慢慢习惯了这股味道……”
灾区物资紧张,调研人员每天只有三个馒头、一个大蒜、一包榨菜,吃饭、洗脸、刷牙一共只有一碗水。就这样,他在唐山工作了3个月,白天勘察拍照,晚上点着蜡烛整理资料,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只要没倒下去,就继续工作。”
通过大量调查,周福霖发现,灾区厂房的柱间支撑,只要是消能的,厂房就没有倒下来。因此,他提出,厂房不能做得太硬,要以柔克刚,提出“消能减震”理论;他看到有些房子在地震后沿着防潮层整体滑动,上面却完好无损,受此启发,他提出了“隔震减震”技术。“这三个月是我的财富,使我周福霖变成了一个能吃任何苦的人,还在科学技术上得到很多光看书看不到的启示。”
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派学生出国留学。在原机工部选派出国留学生的考试中,他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派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1982年,正当周福霖完成学业准备归国时,导师盛情挽留,并邀请他的夫人和孩子前往加拿大生活。好不容易获得出国留学机会,国外很多同学也建议他,留在加拿大。
“我当时心里想:‘文革’我经历了,困难时期我经历了,唐山大地震我也经历了,还有什么是我不能经历的?”抱着这样的决心,周福霖婉拒了导师的邀请,说:“我想回去。”
37年后,他从故纸堆中翻出了自己1982年8月在加国手写的一首小诗。他数次停顿、语带哽咽,他说:“我想念给大家听——美丽的城市/豪华的建筑/富裕的生活/但这不是自己的家园/我的家园,在遥远的东方/我的家园,有富饶的土地,有锦绣的山河/我的家园,有我的亲人,有我的朋友,有我的事业/我的家园,还很贫穷落后,但子不嫌母穷/我古老家园的土地已经苏醒/人民需要我/民族需要我/祖国正在呼唤我/我要投向祖国母亲的怀抱!”
(《羊城晚报》10.28 张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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