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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9年11月05日 星期二

    陪读,从幼儿园开始

    《 文摘报 》( 2019年11月05日   08 版)

        2019年6月25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晓天镇,陪读家长带着换洗衣物送孩子上学。孩子到学校后,她们便去河边洗衣服。

        陪读可以是从幼儿园开始的,至少在大别山腹地的这个小镇上,这事儿一点儿也不稀奇。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晓天镇,位于毛坦厂镇以南30多公里处。毛坦厂近年因为一所被视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中学而出名,镇上的“陪读经济”方兴未艾。晓天镇的陪读没有邻镇那种争分夺秒送孩子赶考的悲壮,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状态。

        根据晓天中心小学的估算,全校现有的451名学生中,有超过一半学生来自周围偏远的村庄。过去十几年里,散落在农村的教学点陆续撤销,这所全镇最大的公办小学承接了那些生源。大山深处的村民们,离开居住多年的村子,从孩子进入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来到镇上租房居住。

        汇聚

        在晓天镇,陪读者多为年长女性。年轻父母们顾着外出赚钱,几乎一年只回家一次,养育孩子的责任很大程度上落在了上一代人身上。也有年轻妈妈放弃在外务工,辞职回家,专心陪读。

        男性去哪儿了?他们分布在杭州、宁波、苏州、上海这些城市,做木匠、销售员、大货车司机或是服装厂工人,然后把收入输送到这个小镇上。

        这些收入首先撑起了小镇卖早点的摊位。晓天中心小学位于山脚下,每天早上7点,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摩托车喇叭声,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到来。卖早点的小铺被红红绿绿的书包包围,家里来不及做早饭的,孩子们会花3元钱在这里买一根火腿肠、一块糍粑作为早餐。

        陪读客们则开始了这一天的事务:洗衣、买菜,为孩子准备晚餐。坐落在学校周围的那一栋栋旧式厂房便是他们的“家”。

        汤中华前几年搬到这里时,屋顶漏水,她花了1000多元修好屋顶,在街上捡来别人扔掉的废弃不用的木桌,又从农村老家运来床、水壶、桌椅,才将几间出租屋一点点拼凑出家的样子。

        她57岁,陪读已有7年。

        早些年,晓天中心小学原址上是一所寄宿制初中,聚集了从周围村庄来上学的孩子们。生源减少后,初中并入了另一所中学,小学搬了过来。

        汤中华真正的家在十几里山路外的山头上,对于这位要陪两个孙女上学的祖母来说,离家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7年前,她的大孙女在村里上幼儿园,那时,学校就在家门口。在她的视野里,随着生源减少,没过多久,学校“垮掉了”,孙女只能转到镇上读书。

        镇上离村子有十几里路,骑摩托车还要将近20分钟,冬日遇到风雪天,一不小心就会在山路上摔跟头。汤中华索性在镇上租了房子,正式开始陪读。

        很多陪读家庭来到这里,都有同一个原因:孩子待在老家已无学可上。在这地广人稀的小镇,村子的小学正急剧减少,目前,晓天片区的16个村子只剩下4所村小,每所村小的学生市场不足5人。

        叶诗友曾是其中一所村小的校长,十几年来,他见证了学生的锐减:2005年时学校还有80多个学生,到2010年已锐减到二三十个。3年前,仅剩十几个,再到后来,一个也没有了。

        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外出务工者人数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父母开始将孩子带到外地,经济条件好一些的送到省会合肥,次一些的去县城,再差一些的便送到镇上。负责这个镇教育工作的晓天中心校校长徐家艾无奈地说:“山区条件落后,留住人很难。”

        如今,4个教学点里,人数最多的也只剩下4个学生。

        徐家艾告诉记者,今年,按照规定,“一生一师一校”的学生都要就近转入规模较大的学校。

        算账

        王进英的孙女在村里上学时,学校只有她一个学生,所有科目都是一个老师教,体育课只是无聊地去河边玩玩石子,碰上老师请假,“好几天就自己写作业”。更可怕的是孤独。王进英说,叫她也不答应,只知道摇头摆头,说话很少。另一个学前班的小孩,看见人就跑到桌子底下,“怕人就怕到那样子”。

        转到晓天中心小学后,她认为孙女话多了起来。但随之多起来的,是租房陪读带来的开销。

        以前,学校就在家门口。种些粮食和蔬菜瓜果,就可以满足祖孙俩的基本生活,陪读意味着要花钱租房、花钱买菜。她的房租一年是2000元。“不吃不喝都要2000”,她觉得不可思议。

        王进英的儿子在杭州做油漆工,每月工资五六千元,不足以支撑三个孩子的生活支出,一部分经济压力便落在了她和在外务工的丈夫身上。孙女患有混合型紫癜,1万多元治病的费用还是跟亲戚借的。

        陪读意味着一个劳动力只能待在家里,什么也做不了,每天下午4点,王进英要准时接送放学的孙女回家。

        她想找一份工作赚钱,但是陪读这种生活方式决定这些人很难找到合适的。“一待好几年,烦死喽。”她叹着气说。

        相比之下,同为陪读奶奶的周言芝生活要轻松一些。每月,在杭州打工的儿子、儿媳、女儿都会固定给她打钱。

        58岁的周言芝要同时照顾3个孙辈上小学和幼儿园,但在她看来,不用为吃喝发愁的日子已算得上“享福”了。

        她从不去别人家打麻将,也不去学校后面的山上加入广场舞阵营,每天晚上,她的视线片刻都不能离开3个孩子,“烧饭时还得往外边望”,对周言芝来说,“带小孩是重大的责任”。

        自2016年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这个小镇出现的一个变化是,随着“二孩”的增加,很多原本在外务工的妈妈回流。但这意味着,孩子的祖辈中要有一人外出打工,保证家庭有两个劳动力在外挣钱,维持家庭的基本运转。

        如果只有一个人赚钱,经济压力便会加大。潘显芬近40岁时生了儿子,47岁的她除了陪读,还要照看老家89岁高龄的老婆婆。早上不到7点,她就要为儿子准备好早饭,然后骑车回老家,烧水、种菜、照顾婆婆。

        她出门时,她的儿子常常还在睡梦中。这个刚上二年级的孩子要自己去上学。平时,家门钥匙挂在他的脖子上。有时候他放了学,妈妈还没从村里回来,他要自己打开门,回家写作业。

        为了尽量节省开支,来自山里的陪读客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9月,汤中华已在为冬天的菜做储备,等着外地务工的孩子回来吃。王进英花费不到200元买了8只鸭子,她的计划是,到了冬天,鸭子长起来,就能宰了吃肉。至于新衣服,她一年也买不了几件,需要添置就去网上买,不到20元,能买一身。

        前路

        为了缓解陪读家庭的压力,今年,晓天中心小学开始向县教育局申请建宿舍,为一部分学生提供寄宿条件,先满足高年级,再满足低年级。晓天中心小学校长汪先林告诉记者,学校正在尝试通过寄宿,解决代际陪读带来的教育管理问题。接下来,这所小学还会开晚自习,安排老师值班。

        但要真正施行起来不易,相比走读制,寄宿制面临的管理问题更多,也更复杂。比如日常生活照料问题,小到学生的衣服由谁洗,大到住宿是否需要安排专职人员陪同,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何让教师愿意承担寄宿制带来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是汪先林目前考虑最多的问题,“相比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对教师激励的机制可能少一些”。

        晓天中心小学目前只有24名教师,一位教师兼职教几门课的情形十分常见。韩鸣明是今年刚分配到学校的体育教师,刚到学校不久,就被学校通知同时兼带语文课,“学校太缺教师了”。

        如果小学的寄宿制试行顺利,韦小平考虑将孩子送去寄宿。还有的家长持观望态度,担心孩子在学校的生活是否能自理。

        但是对于很多家长而言,即使小学陪读完,陪读长跑仍然在继续。有的孩子不愿去封闭的私立学校读书,选择在镇上读公立初中,陪完小学毕业的奶奶们便会搬到这里,继续租房陪读。这是一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学生可以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

        “不陪他,容易跟别的小朋友学坏。”谢金爱告诉记者,尽管那所中学也实行寄宿制,但相比封闭式管理的私立学校,管理相对松散,常常有孩子私自外出去网吧玩通宵,家长因此不得不继续陪读。

        (《中国青年报》10.16 尹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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