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真实的28年

    自1986年解密以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但对于他投身核武器研制的那28年，还是存在不少误读。对于那28年，有些媒体是这样写的：“邓稼先与妻子分开28年，没有和妻子通过一次电话，也没有写过一封信。”“整整28年，邓稼先生死未卜不知去向，夫人许鹿希无怨无悔痴情等待。”“许鹿希在家苦等28年后，才见到了缠绵病榻的邓稼先，最终等来的却是离别。”

    从1958年8月，钱三强推荐邓稼先加入原子弹研制团队，到1986年7月，邓稼先在北京301医院去世，整整28年。对邓稼先来说，这是隐姓埋名、夙兴夜寐的28年，但这并不意味着，邓稼先彻底断绝了亲属联系。今年60岁的许进先生，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许进的姑姑就是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在许进看来，那些以讹传讹的说法应该得到纠正，需要向社会讲述更真实的故事，还原那28年，才能更完整地了解真实的邓稼先：这是一位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爱好广泛的常人。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进邓稼先和那一代中国科学家的内心世界。

    邓许联姻的原委

    记者：邓稼先和你姑姑许鹿希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许进：邓家和许家是世交。新中国成立前，我祖父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都是北京大学教授，两家关系非常好。所以他们小时候就见过，可谓两小无猜。时隔多年后，他们再次相会在北大，是师生关系。那是1946年，邓稼先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我姑姑比他小4岁，刚考进北大医学院，她那个班级的物理实验课是邓稼先教的。

    那时候，邓稼先有两个在北大相遇的学生，跟他之后的人生关系重大。一个是我姑姑，后来成了他妻子；另一个是于敏，后来成为亲密的同事，也是“两弹一星”科技功臣，还先后被授予“改革先锋”和“共和国奖章”。

    记者：对于这桩婚事，双方家庭支持吗？

    许进：邓稼先的大姐夫是郑华炽，曾任北大教务长、物理系教授，他大姐家和我祖父母是邻居，都住在北京府学胡同的北大教授宿舍，一个大院子里住了20多位教授。他大姐邓仲先常夸奖许鹿希聪明好学，还把邓稼先介绍给我祖母。其实，我爷爷奶奶都记得，邓稼先小时候特别顽皮，有一次他们去邓家串门，邓稼先一边在自家门框上荡秋千，一边向他父母报告来客人了，这场景让他们印象深刻。

    对这桩婚事，两家都很积极。1952年，我姑姑从北医毕业，第二年就结婚了。那年邓稼先29岁，我姑姑25岁，主婚人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教授。

    记者：当时邓稼先已经在中科院工作了？

    许进：对，他是1950年秋天进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在这之前，1948年10月他去美国普渡大学留学，他只有西南联大学士学位，但直接攻读核物理博士。只用了一年零十一个月时间，就在1950年8月20日拿到了博士学位。当时，普渡大学物理系的德尔哈尔教授有意带他去英国继续研究工作，这对于一个有志于科研的年轻学者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邓稼先归国心切，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就在洛杉矶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那次，钱学森也想搭乘这艘轮船回国，行李都已经搬上船了，但人被扣了下来。

    记者：他回国之初那几年，工作生活还顺利吗？

    许进：那时候，他各方面都很舒心。首先是家庭生活安定幸福。当时他们住在中关村的中科院宿舍，我姑姑在北医上班，路挺远的。邓稼先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去接她，有时候两人也会漫步在无人的小马路上。

    1954年和1956年，他们先后有了女儿邓志典和儿子邓志平。听我姑姑说，邓稼先每天一下班，进门第一件事就是逗孩子玩，要他们反复叫“爸爸”“好爸爸”“非常好爸爸”。他们住的楼房周围一片空旷，他就经常和儿子在家里晒台上放“二踢脚”，比谁甩得远，甩得高。

    在工作上，他先担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两年后升为副研究员，所长是彭桓武教授。邓稼先原来是九三学社社员，1956年加入了中共。他还兼任中科院数理化部的副学术秘书，当时学术秘书是钱三强教授。可以说，工作上也是一帆风顺。

    “音讯全无”是讹传

    记者：但人生道路的重大转变就在这时候出现了？

    许进：那是1958年8月，新中国成立快9年了，邓稼先34岁。有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了办公室。他们彼此很熟悉，但钱三强讲话还是先绕了点弯子。他说，国家准备放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邓稼先听到“大炮仗”，马上就明白是搞原子弹，他只问了一句：“我能行吗？”钱三强就把工作的意义和任务详细跟他说了，邓稼先马上表示服从组织安排。

    记者：为什么邓稼先对“大炮仗”这么敏感？

    许进：因为他在中科院就是做原子核理论研究的，他所在的近代物理所后来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而且，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也在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时，一场朝鲜战争让我们吃了技术装备落后的苦头，一些美军军官甚至提议用小型原子弹或核大炮攻击中国。

    1955年1月，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起步。三年后，中央专门组建了组织领导核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

    记者：他那天回家是怎么跟你姑姑说的？

    许进：我姑姑后来回忆说，那天他回家比平时晚一些，但因为是夏天，所以到家天还是亮的。他一反常态，晚饭时没有喝酒，而且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姑姑就问他是不是有啥事，他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要调动工作了。但具体到哪里、干什么都不能说，只说以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

    那年，我姑姑30岁。她明白，以后需要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要照顾有病的公公和婆婆，还有自己的事业。她没再问，只是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不久后，邓稼先带全家去照相馆拍了张全家福。

    记者：有不少报道说，从1958年起，邓稼先夫妇一别就是28年，等再次相见，已是1986年邓稼先病重之时。这属实吗？

    许进：这个说法不准确。应该说，那28年他们确实聚少离多，邓稼先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地工作。但他也会回北京，或者开会，或者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

    当然，因为原子弹研究工作是绝密的，邓稼先必须隐姓埋名，跟一些好朋友也不再联系了。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就必须遵守保密纪律，个人的言行等一切行为都要服从保密规定，但他回京时和家人团聚是没有问题的。

    核爆后千里探母

    记者：邓稼先去了哪个部门？

    许进：二机部九局，后来改称九院。他是第一批报到的，连他一共三个人。1958年，九院还没房子，就在北京北郊划了一大块高粱地，他们自己动手挑土、平地。不久后，九院就搬到青海的荒漠里去了。

    其实他刚去的时候，是跟苏联专家打交道。当时，中苏两国签署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紧接着又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但苏联方面对此事能拖则拖，没过多久，苏联就中断援助并撤出了全部专家。

    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二机部刘杰副部长把邓稼先找去，对他说，以后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干了。

    记者：当时，邓稼先的担子有多重？

    许进：他一去九院就担任理论部主任。对于这个部门的重要性，刘杰副部长打过一个比喻：“中国研制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在九院，九院的龙头在理论部。”简而言之，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同样是领军人物，奥本海默在美国受命时38岁，已经是著名物理学家；邓稼先受命时34岁，但还只是中科院的副研究员。而且，奥本海默团队集结了不少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而邓稼先一开始只领导了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记者：他那时候状态怎么样？

    许进：九院搬出北京前，邓稼先还是每天回家的。他本来很开朗，但那段时间回到家里说话明显减少，家里原来晚间的欢乐气氛渐渐淡了下来。晚上躺在床上，看上去闭着眼睛睡着了，但我姑姑知道他没睡着，脑子里还在思考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这是他特有的习惯。

    他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喜欢听音乐。以前他最爱的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那段时间他一个人坐在晒台上，改听命运交响曲了，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上下班喜欢骑自行车，后来有一天院领导突然叫住他说，老邓，以后不准你骑车了，你的眼神是直的。

    记者：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比周总理提出的8年搞出原子弹，要整整提前了3年。

    许进：对，第一颗原子弹是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爆炸的。就在1964年八九月份，新疆罗布泊的上空不时有外国的侦察卫星掠过，有消息说，在中国核试验迫在眉睫之际，美国和苏联可能联手采取行动，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定点清除。

    当时只是传言。邓稼先去世后，我姑姑曾致信国防部长张爱萍询问此事，他是第一颗原子弹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回信说，在1962年到1963年，就有情报说美国可能破坏我们兰州的核燃料工厂，当时国内有两种意见，一是立刻撤到西南山岳地带，二是加速兰州厂的建设，因为已经快建成了，中央最终选择了后一种方案。后来因为总统肯尼迪遇刺，美方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张爱萍在信中还说，对于核爆炸前夕经常掠过的侦察卫星，周总理直接打电话要求尽可能隐蔽，他也频繁致电总理，汇报核试验场的一切情况。

    记者：邓稼先后来有没有跟你们说起，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心情？

    许进：他还来不及庆祝，正在判读各种实验数据的时候，九院党委书记刁君寿突然递给他一张回北京的机票，轻声说：“你母亲病危。”

    这时候，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一辆加足油的吉普车，并特地配备了两名司机轮流开车，星夜把他送到乌鲁木齐机场。等他飞抵北京，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我姑姑等在机场，直接带他到了医院。等他到了病房，母亲已经不能说话了，她因为哮喘肺炎发展到“肺不张”，动了手术也没用。但她弥留不去，终于等到了见儿子一面。

    从未舍弃的亲情

    记者：邓稼先千里探母，说明不仅他自己没有因为工作而抛弃亲情，而且组织上也没有因为他从事的是绝密工作，而让他断绝与亲属的往来，甚至提前替他安排好了探亲行程。

    许进：不仅他母亲去世是这样，他父亲去世时他也在身边。1973年5月，他父亲邓以蛰教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一生平稳幸福。追悼会后，邓稼先作为长子，双手捧着骨灰盒走在家属行列的最前面。

    记者：他对自己的子女关心吗？

    许进：他虽然长年不在北京，但把子女时刻放在心上。一开始，我姑姑承担起了全部家务，但“文革”开始后，她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天津茶淀农场劳动。她一走，这个家就散了。女儿邓志典还不到15岁时，就去了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生产建设兵团。有一次，邓稼先从西北基地回到北京，妻子和女儿都已不在家了，他把住在爷爷家的儿子邓志平接回来，父子俩在家里的晒台上站了好久。

    那时候，邓稼先特别想念女儿。邓志典小时候生病，邓稼先为她输过血，感情特别深。据说他在基地看到牛羊走过，就会想起在内蒙牧区的女儿。他终于利用一次出差的机会，顺路去了乌拉特前旗。女儿比以前更懂事了，但那里条件非常艰苦，连队的粮食吃完了，女儿曾连吃一个星期的野菜糠窝头，还要干挖水渠之类的重活。看着女儿原先乌黑浓密的头发变得细黄，狼吞虎咽地吃着他带去的肉罐头，邓稼先很心酸。

    我的大姐当时和邓志典在一个团的两个连，走路要一小时。我和我母亲也去看望过她们，印象最深的是县城只有一个饭馆，在泥堆上放块木板就算桌子，热菜只有一个肉末豆腐，而且不知道是什么肉，根本咬不动。我母亲给她们每人带了一些猪油，让她们吃窝头的时候，可以偷偷蘸一下猪油。

    记者：后来邓志典是怎么回北京的？

    许进：邓志典是因为患青光眼病退回北京的。她先到北京一家皮箱厂当工人，一干就是4年。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机会终于来了。但问题是，她这么小就去了兵团，其实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连牛顿定律都不知道，请的补课老师觉得起点太低没法补。

    这时候，邓稼先正好有工作要在北京待3个月，他就亲自上阵了。但他发现，买不到教科书。我奶奶劳君展知道了，就送来一本她翻译的法国微积分教材。邓稼先一边教，一边连说这本教材好。那时候，他们每天晚上学习到凌晨三四点。邓志平也一起复习迎考，他是高中毕业，起点比姐姐高了不少。但姐弟俩遇到问题，更喜欢去请教邻居于敏，他们觉得于敏叔叔讲得更加深入浅出，比爸爸好多了。

    就这样苦战几个月，1978年姐弟俩同时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姐姐学医，弟弟学工。

    记者：邓稼先跟他岳父母许德珩、劳君展来往多吗？

    许进：他们常来常往的。邓稼先只要在北京，基本上每个星期天都要来我们家吃午饭。吃完饭，我祖父母回房间午睡，我们会在客厅聊会儿天，他们再回去。

    记者：你怎么看待邓稼先和你姑姑的感情？

    许进：他们的感情非常好。1958年，邓稼先在钱三强的办公室答应去研制核武器，他心里很清楚以后很难再管这个家，但他没说要回家跟我姑姑商量一下。如果不是对我姑姑充分信任的话，他不会就这么贸然答应。

    我姑姑现在还住在他们当年的老房子里，北太平庄的一套老三居室，家里陈设和我姑父在的时候完全一样。

    （《解放日报》10.29 高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