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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功能、学科性质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在研究对象上，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这个对象是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关系，这个对象就生成于人的活动中，而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本身的存在。自然运动和社会活动属于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自然运动是以一种自发的、无目的的方式存在着，社会活动则是以一种自觉的、有目的方式存在着。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人，人们总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从事社会活动的。
从规律起作用的方式看，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是在自然界诸因素自发的、盲目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自然规律也是通过这种自发的、盲目的相互作用实现的；历史规律得以存在并发生作用的条件则是在人们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中形成的，并且只有通过人们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才能实现。离开了人们的目的性设定活动以及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历史规律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载体和发挥作用的场所。正因为如此，社会运动的背后是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诉求和目的设定。
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实体，看得见、摸得着，而且由于自然事件的可重复性，这种物质实体的运动过程可以在实验室重新模拟、再现出来。所以，自然科学的主要方法就是实验室方法。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质实体，而是社会关系，看不见、摸不着，更重要的是，与自然事件不同，历史事件具有不可重复性。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戊戌变法，美国的罗斯福新政……19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滞涨危机和结构危机、21世纪初的金融危机……这一个个历史事件都是不可重复的。因此，社会科学无法运用实验室方法，只能运用科学抽象法。
社会科学不可能运用实验室方法，但可运用典型分析法，即用科学抽象法分析某种社会要素、社会关系发展的最为充分、最为成熟的社会单位。历史中的各种社会要素、社会关系都有其“典型”形态。分析典型可以使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透视出这种社会关系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景象”。例如，在19世纪中叶，英国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法国是“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所以，《共产党宣言》就是通过英国和法国研究资本主义的，《资本论》则是通过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理论阐述上主要是用英国作为例证”的。在研究东方社会时，马克思是通过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东方社会的典型进行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村社制度“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而中国则是东方社会的“活的化石”，体现着“一切东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典型分析法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中的“实验室方法”。
从学科功能看，自然科学所要把握的是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主要表现为动力学规律；社会科学所要把握的是社会运动规律，即历史规律，历史规律主要表现为统计学规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称赞比利时统计学家凯德勒运用统计平均数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而且自己也运用统计平均数的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并指出：“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平均数规律”实际上就是统计学规律。
动力学规律揭示的事物之间的规律性关系是一一对应的确定联系，它表明，一种事物的存在必定导致另一种确定事物的发生。同时，在动力学规律作用下，偶然现象可以忽略不计。统计学规律揭示的不是事物之间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一种必然性和多种随机现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对于统计学规律来说，不仅不能忽视大量的偶然现象、随机现象，相反，正是在大量的偶然现象、随机现象中才能表现出规律性。历史事件的发生大多具有随机性。
正因为自然规律主要表现为动力学规律，历史规律主要表现为统计学规律，所以，自然科学既能预见又能预报，社会科学只能预见不能预报。所谓预见，就是指以规律为依据的关于发展必然趋势的判断；预报则是对某一事物在确定的时空范围必然或可能出现的判断。自然科学既能预见自然运动的趋势，又能准确地预报自然事件的发生；社会科学只能预见社会活动的趋势，而不可能准确地预报历史事件的发生。人们经常谈到社会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实际上，“突发”事件并不是突发，而是难以预报。
在学科性质上，自然科学是纯粹的知识体系，它本身不存在价值观念的问题，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价值中立；社会科学在总体上却具有二重性，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现着特定的价值观念。作为知识体系，社会科学体现着人们在认识社会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作为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又以其独特的范畴体系体现着特定的民族、国家、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关系和价值诉求。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杨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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