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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开水烫过，刮好毛的猪足有300斤。一家人铆足了劲儿，合力把它搬上案几。腊月二十五，冬日阳光下，抓着猪尾巴的姑娘红袄惹眼，周围孩子们笑容灿烂。
这张杀年猪的照片夺人眼球，如今挂在作者娄依兴的茶室里。不只是过年，照片中的后岸村几乎日日热闹——年接待游客数十万，农家乐总一座难求。
春笋收获的季节，被竹海环绕的大同山岙中，麻珠潭村村尾空地上停了七八辆小车，娄依兴拍下的照片里有湍急的溪坑水，也有攒动的人群。
年轻的村干部小俞告诉娄依兴，村里全是自家人，“爷爷5个兄弟，爸爸8个兄弟”，这几天大家回来挖笋，热闹只是一时的，笋期一过，村里会立时冷落，只留下几个老人。
“有一天，老人们没了，村子就消亡了。”小俞说。
在山的怀抱里，娄依兴觉得时间紧迫。变化来得太快，他想记录乡村。今年72岁的娄依兴是临海市人，上世纪90年代曾在浙江省天台县做过4年县委书记，从市里退休几年后他住回天台，走过全县374个行政村中的三分之二，为乡民拍下千余张照片。
山人
这些年，娄依兴去过次数最多、拍下照片最多的还是后岸村。在这里，他结识了同样喜欢摄影的青年陈红军。
后岸村从清代起开山卖石，曾是远近闻名的“石板村”。即使在村外，也能听到声响，“隆隆”炮声刚停，凿石的“叮咚”声和割机的“吱吱”声就立刻跟上，粉尘飞扬升腾，屋顶和树上都成了白色，河面也浮着石粉。
过去村内老屋密集，布局凌乱，但靠打石板，村民们过的是被称为县里“小香港”的富裕生活。
因为父亲在石矿工作，上世纪90年代，后岸村村民陈红军和弟弟陈红委在杭州省队学习拳击时，每天都能花七八十块钱。陈红军说：“小时候大人们讲，矿里3天的工资抵得上乡干部1个月。”
靠山吃山的乡村，有因山而富的，也有在山里逐渐寂寥的。
20多年前去大贝山村，娄依兴用了2个半小时爬上山，与十几位老乡喝酒时，村里还有500多人。现在开车过去只需要半个小时，山头岩峰如故，可昔日热热闹闹的山村却已冷落。
村里静得有点可怕，半晌没看到生灵，转角看到地上趴着一条黄狗，也是懒得叫一声。全村常住村民仅有40来人，绝大部分是老年人。
没有人气，娄依兴只拍到些空屋，失去了脊骨的老屋还原样立着，屋里的细节暴露在天光下。“人多时，路不通；路通了，人少了。”他说。
很多老人一辈子除了身份证照，没拍过其他生活照，在镜头面前总有些拘谨，即使是戴着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98岁老兵，站在家门口“抗战老兵 民族脊梁”的牌匾下，也面露紧张。
娄依兴多趁他们不注意时按下快门，留下边说话边干活儿的自然瞬间。
“我也不是想当摄影师，只是闲串到乡村，给老乡拍张照片，洗好交到他们手里，他们高兴，我也开心。”他说，“我最难忘的就是他们拿到照片时的表情。”
即使几个月后去太监府村，92岁的老人洪昌乾和老伴也能认出娄依兴是给他们送照片的人。照片里老人手贴裤缝，努力挺直佝偻的背。
山里的照片多半关于老人：天柱山上，91岁婆婆坚持天天穿念珠赚钱，为她拍下消瘦的侧影，他觉得“心头足下两沉沉”；85岁的老人一说话就露出一嘴白牙，拍下她扛着锄头上山的身姿，他赞“劳动者最年轻”；遇到留守祖孙二人倚门而望，他想着“祖盼儿子孙盼妈”，给照片取名为“盼”。
大路
离开，则是更多年轻人的心愿，而首先，需要一条通畅的路。上世纪90年代，大路在山里还有些奢侈。
娄依兴照片里的后岸村路宽阔平整，想象不到原来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陈红军说：“当时村里人的桃子一路颠簸到城里，等卖的时候已经烂掉了，加上环境被采石破坏，一进村子就是灰蒙蒙的一片。”
天台最东部的东安隐村，则更久为路所困，这个挂在500米半山腰的村子，被称为“半天殿”。上世纪90年代时，去镇上赶集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有头脑活络的村民在村里办工厂，生产三角带，产品只能一担一担地挑到山脚下。
从1993年开始娄依兴任县委书记，当时，临近的新昌、临海和三门正积极将高速公路向外修到宁波、杭州，天台无人问津。
有当地干部在采访中说，如果不修这条路，原本封闭的天台就陷入了一个死角，只会更加封闭。他画下的示意图中，天台像一个孤岛。
县委书记娄依兴决心修路。上三（上虞－三门）高速在排除各种困难后动工，天台的“山门”开始打开。
这条高速公路通车后，天台到杭州缩短到了不到3小时。
在政府支持下，挂在半天中的东安隐村村民也开始了造路工程。家庭条件较好的村民们共筹集了约30万元，无钱捐助的贫困户也义务投工投劳，用一年完成了机耕路。
过去，这条9.7公里的盘山公路颠簸不平，村民们还是把它称为“小康路”，因为汽车能开到门口。顺着这条路，村民开着拖拉机将高山蔬菜拉去市场上，慢慢有了名气，生活也宽裕起来。
如今路面早已铺好水泥，观景平台、露营基地建了起来，游人也沿路寻去东安隐寺。青山绿水成了最宝贵的资源。
头脑活络的当家人们开始给村子寻找新生机。太监府村就在石梁铜壶滴漏景区正对面，村支书洪昌永想把景点打造为“隐逸文化工程”。他脚下，一片片柿子叶躺在石阶上，像颗颗红痣。
娄依兴捡起一片红叶拍照。洪昌永看在眼里，很是骄傲：“我们这些叶子落在石头上都是美丽的画。”
大竹园村村支书陈式军接他的话说：“以后你们村主打民宿，我们主打溪水。”大竹园距此地不远，往北数步即绍兴新昌地界。雨后的村子里水清花红，正在打造“世外桃源”。
复苏
后岸是一点点绿起来的。
因采石被拖垮身体的村民一年多过一年，仅新世纪前后的20多年间，全村就有百余名村民死于安全事故和“石肺病”，最年轻的仅38岁。当时流行着一个说法，“听到家家户户噗嗤噗嗤的呼吸机声音，就知道后岸村到了。”
不能再拿命换钱了，村支书陈文云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封矿。进矿山的石墙上，关矿公告一刷就是十年。当年为了阻止村民偷偷开采，陈文云天天坐在进山道路中间，直到矿口封死，村民们对此依然印象深刻。
村边的石矿已经废弃，百米深坑里贮满了水，看着这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陈红军说：“一辈子辛苦挣钱，结果全送给了医院，有的人家人财两空。”
从关矿开始，后岸一直在改变。村里决心从卖石头转型为卖风景。短短几年之后，乡亲们把后岸村的农家乐办成了“中国乡居4A级景区”。
“以前整个村里都是工地，现在自己家里就是景区，”陈红军说得高兴，“从石坑中出来，拿起了相机，坐在家里，每年就能赚几十万元。”后岸村的绿水青山成了实在的金山银山。
除了陈红军家的腊肉，娄依兴的照片里还有更多乡亲们的吃食：大同寺旁，乡亲们摘着带土的花生；眠犬村民的屋前，吃不完的高山蔬菜被晒成干以备冬食；大同六村，村民最爱的是溪坑鱼。
在邻近的东序村，照片同样记录着变迁。1997年村里发动群众种雷竹，并得到政府帮助。131户农民联名给天台县委送去锦旗，感谢信上还按着131个鲜红的指印，这个情景由当地记者记载下来，登上了《人民日报》。
娄依兴对当时收感谢信的情景印象深刻，如今再赴东序村时他发现，村里造起了一栋栋高楼，雷竹早已成了装点景色。
同是绿竹环绕的竹墩村，在娄依兴镜头里，推土机忙碌着，正在打造“竹海吾家”，“小山村正在蜕变，山民们寄希望于将来。”村里虽有破屋座座，但新屋也不少，小庙内200多岁的老桂飘香。
（《解放日报》10.20 刘雪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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