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红利：新时代的新动力

    人们最早使用“人口红利”（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人口结构红利）这个概念，主要是描述一个国家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对社会保障支出的要求较轻，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工作岗位对于劳动力的吸引力相对更大，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有利局面。

    而当人们担心中国的出生率下降、老龄化提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社会保障负担快速增长，“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时候，学者们提出了“人才红利”的新概念，来描述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受（高等、专业）教育者比例较高，人的素质与质量较高——因此称之为人才——能够构成进一步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的动力源。

    “人文红利”，则是这一系列概念的第三层，是从经济学的宏观视角，深入到管理学的微观视角。如果说人才红利之于人口红利的区分更多是劳动力因为教育提升而带来的劳动力产出的倍增的话，那么“人文红利”所描述的劳动力的素质不仅是能力和知识这些劳动基础，更看重的是劳动者的精神面貌、心智品格（对于劳动产出的重要影响）；不仅看到劳动者平均产出提升的贡献，更看到劳动者以什么样的方式组织起来形成合力的贡献。“人文红利”是更加往人的内在去看的一个概念，是从精神层面去发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比人口、人才更持久深入的一个概念。

    在人口条件、人才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人文成为竞争的新红利之源；企业和企业、地区和地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就有了人文之较量！这里所说的国与国之间的人文之较量，是整体性的，关乎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同于西方学者提出的“软实力”的概念——软实力更多描述的是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对他国所形成的无形影响力及带来的外交优势。

    说到“人文红利”，我想到了一组词——领导力、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体育精神、主人翁精神等。我们不该把这些词神秘化、专属化、传奇化、天赋化，它们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也不是天赐特权，而应落实到每个人的培养和发展中，使之成为“人文红利”的力量。

    （《北京日报》10.14 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