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早晨的温暖阳光下,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岸上浓密的草木。经过一番绝望的努力,终于,水只齐我大腿深了。于是我决定爬着走。十分钟后,一切一切的痛苦,连同十天以来的饥饿和干渴,整个儿压在了我的身上。我半死不活地躺在了温暖坚实的沙地上,脑子一片空白,没有感谢谁,也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喜悦。
登上陆地后,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一片寂静。片刻之后,我听见浪花拍打海岸的声音,那声音遥远而又忧伤。然后,是微风吹过椰树叶的沙沙响声,这强化了我的感觉,我真真切切地在陆地上了。
等我恢复感官知觉后,便开始打量这个地方。这是个荒僻之地。我本能地寻找着人的足迹。离我大约二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处带尖刺的铁丝网。那里有一条弯弯的小路,上面有牲畜走过的蹄印。路旁还可以看见被砍开的椰子壳。这本只是证明此处有人烟的最微不足道的证据,但对那时的我来说不亚于一种神启,我朝它们爬了过去。
我靠在一棵树干上,正在想着这些,忽然听见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狗叫声。我警觉起来,全部感官高度集中。片刻之后,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金属撞击的叮当声,沿着那条小路越来越近了。
那是一个黑人姑娘,非常瘦,很年轻,穿了身白衣裳。她手里拎了一只铝皮小锅,锅盖没盖严,每走一步就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我这是到了哪个国家呀?”我暗自思忖,眼见那黑人姑娘越走越近,看着像是牙买加人。一定不能错失这个机会,我是如此迫切,心里突然生出一个古怪念头,如果我跟她说西班牙语,她会听不懂的。然后我就会被遗弃在路边。
“你好!你好!”我用英语急切地呼唤着。
姑娘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透出惊恐。
“救救我!”我又叫了一声,心想她一定是听懂了。
姑娘犹豫了片刻,四下里看了看,顺着小路飞跑而去,吓得不轻。
我觉得自己会死于悲痛。有一瞬我仿佛看见自己已经死在了那里,被一群秃鹫啄食得七零八落的。可没过多一会儿,我又听见了狗叫声。在经历了我这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分钟后,一条瘦骨嶙峋的狗出现了,后面紧跟着一头驴,驴背上还驮着两个筐。狗和驴后面出现了一个白人,他脸色苍白,头上戴了顶草帽,裤腿一直卷到膝盖上,背上斜背了支卡宾枪。那人在小路拐弯的地方一露面,便惊讶地看着我。他停下了脚步。那狗将尾巴竖得笔直,过来嗅了嗅我。我决定讲西班牙语。
“先生,帮帮我!”我说道。
“您怎么了?”他问我,语气很是和蔼。
听到他的声音,我意识到在此刻,比起干渴、饥饿和绝望,更折磨我的是讲述我全部经历的愿望。我差点儿被自己的话噎住了,一口气不带喘地对他说道:“我是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海军卡尔达斯号驱逐舰上二月二十八日落水的水兵之一。”
在我想来,没有人会不知道这件事。我以为只要我报出家门,那人便会立即上前帮助我。可他面不改色,还是站在原地看着我,完全没有理会那条狗过来舔我受伤的膝盖。
“您是卖鸡的水手?”他这样问我,兴许是想到了那些沿着海岸线倒卖猪和各种家禽的货船。
“不。我是海军水兵。”
直到此刻那人才算动了动身子。他把卡宾枪重新挎到后背,又把草帽往后推了推,对我说:“我得把这些金属线送到港口去,然后再回来找您。”我觉得我又要失去一次机会了。“您肯定会回来吗?”我几乎是在哀求。
那人回答说是的,他绝对会回来的。直到那人走远了,我才想起来那个问题,几乎是吼叫着问他:
“这里是哪个国家?”
他非常冷静地说出了一个词作为回答,这答案是我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
“哥伦比亚。”
我没等多久,不超过一刻钟,他就赶着驴回来了,驴背上两个筐都空了,来的还有那个拎着铝皮小锅的黑人姑娘,后来我得知那是他妻子。他和他的妻子一起把我扶上了驴背,又一边一个托着我的胳膊,催动了毛驴。狗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
走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到达了一所房子。那里有三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他们一起动手把我扶下了驴背,带进卧室,让我躺在一张粗布床上。一个女人去了趟厨房,端来一小锅用桂皮煮的茶,在床边坐下,用勺子喂我。我急不可耐地喝下第一口,等到第二口下肚,我就觉得自己重振了精神。于是我不想再喝了,只想倾诉自己的经历。
他们谁也没听说过那次事故。我先前一直以为,不管自己是到了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人们都会知道那次海难的。当我了解到自己想错了,不免有点沮丧。喂我喝桂皮茶的女人很和气,她对我说:“现在您什么话都不要说。以后再慢慢讲给我们听。”
在路边遇见我的那个男人名叫达马索·依米特拉。三月九日,也就是我爬上海滩的那一天,上午十点钟,他去了邻近的穆拉托斯村一趟,回到我所在的路边小屋时带来了几名警察。他们也对发生过的惨剧一无所知。那个村子里没有报纸,只有一家小店铺里安了个发电机,带动一个收音机和一台电冰箱。当那天达马索·依米特拉告诉警长说在海滩上发现了虚弱不堪的我,我还自称是卡尔达斯号驱逐舰上的一员时,他们就启动了发电机,整整一天都在听卡塔赫纳的新闻报道。可那时收音机里已经不再谈论那次事件了,直到天黑以后,才有只言片语提及那次事故。于是,上至警长,下至全体警员,再加上穆拉托斯村里的六十个人,都出动前来帮助我。夜里十二点刚过,他们涌入小屋,吵吵嚷嚷地把我从梦中惊醒。
那天天很热。在那样一群关切的面孔包围之下,我觉得自己都快喘不上气来了。从我被发现的地方到穆拉托斯村的路很长,也很不好走。人们把我安置在一张用两根杠子挂起的吊床上。每根杠子的两头各有个人抬着,在灯火的照耀下,行进在一条狭长而弯曲的小路上。穆拉托斯是个小渔村,没有电报所。离它最近的镇子是圣胡安一德乌拉巴,那儿一周两次有小飞机从蒙特利亚飞来。人们又是用那张吊床把我送到了圣胡安一德乌拉巴,我的旅行到此算告一段落。翁贝托·戈麦斯大夫是第一位给我做了详细体检的医生,他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在体检结束之前他一直忍着没告诉我,因为他想先确认我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了。他在我脸上轻轻拍了拍,带着和蔼的微笑,对我说:
“已经备好了一架小飞机把您送到卡塔赫纳去。您的家人正在那里等您呢。”
(选载七)
(《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南海出版社2017年出版 陶玉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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