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身一人走进国民党市政府大楼

    70年前的5月26日、27日、28日三天三夜，是上海载入史册、震撼全国的日子。周之德作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行政处行政科24岁的年轻参谋，不负领导信任与重托，成为第一位奉命走进国民党市政府大楼的军管会干部。70年过去，当年参与解放接管上海的老干部多已作古，他今日的回忆与见证更加弥足珍贵。

    在举国上下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去看望住在华东医院95岁高龄的父亲周之德，听他回忆1949年那难忘的三天三夜。父亲讲得最清晰最深情的三个字就是：“军管会”！

    一九四八年秋，济南战役结束不久，父亲与战友们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要华东军区司政机关一分为二，少部分同志到济南，成立山东军区；大部分同志南下，准备接管上海。

    父亲的单位——华东军区司令部由山东青州出发，经过济南到达滕县。淮海战役一结束，即乘火车经徐州转陇海经新安镇到达淮安。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华东军区司令部又启程进发，经过扬州渡江，于四月二十四日从镇江乘火车抵达集训的目的地丹阳。

    丹阳集训是上海接管的关键前奏：华东局和华东军区领导陈毅、邓小平、粟裕、刘伯承、陈云、刘晓、潘汉年、刘长胜等均云集丹阳，商量打上海，接管上海，并由陈毅坐镇指挥。

    最准确、最生动的还是我父亲从山东、丹阳一路南下的叙述。在抗日战争中16岁参军入党、解放战争中荣立三等功的父亲告诉我：“1949年5月24日晚，夜幕降临，陈毅市长同刚赶到丹阳的潘汉年副市长等领导开完会后，按照军管会接管编制开始出发，陈老总等负责同志和我们乘一列火车，第二天早晨直达南翔镇火车站，为防止敌机空袭，一律下车，就地找附近农村分散休息。上海地下党于25日晚派车迎接。陈毅、张鼎丞、曾山、魏文伯等首长入住圣约翰大学的交谊楼（如今华东政法大学），我与军管会其他干部乘卡车约凌晨住进有‘红色堡垒’之称的交通大学校园，没有打扰师生，悄悄在室内篮球场席地而卧。这是我们进入上海的第一夜。”

    5月26日，上海市区苏州河以北还有残敌，苏州河南岸已解放。这时，我父亲接到一个重要任务，上级指示他进入汉口路伪市政府大楼进行侦查。

    父亲曾经向我们详细描述了他作为第一位走进国民党市政府大楼的军管会干部那惊心动魄、既光荣又危险的使命。

    那时上海硝烟未尽，犹如十月革命圣彼得堡的冬宫一样，绝望凶残的敌手也许躲藏在一根看似静谧平和的廊柱背后，等待报复时机。我感到父亲就像《列宁在1918》里只身走进冬宫的小胡子队长马特维也夫一样，勇敢、睿智、机警。年仅24岁的父亲做好了万一有冷枪打过来的心理准备，奋勇当先、忠心耿耿。

    父亲回忆道：“1949年5月26日下午，军管会行政科长梁云行同志叫我带警卫员小李前往江西中路汉口路国民党市政府察看动态，以便明天大部队前往接管。我和小李从汉口路大门进去，门两边堆着一人多高的沙袋，上边插着一面白旗，无人站岗。进去后碰到一位工友，我说：‘我们是军管会的，请带我们进去看看。’他就马上找来国民党市政府总务处的车务股长陆立知陪同我们。陆拿着一大串钥匙交给我，陪我逐个打开各办的门。室内均整整齐齐，人员没有一个。他告诉我员工均回家待命了。接着他又带我到中楼，看国民党市政府的警卫队，只有一个警察值班。我查问枪支人员情况（这是父亲最担心的事），他答复：‘枪支统统在5月24日遵赵祖康代市长命令，放在市政府大门口列为一排，都被解放军收走了。’警卫队人员已逃散。我回去向领导作了汇报。”

    “第二天即5月27日，上海宣布全部解放了！” 

    5月28日，陈毅市长与原国民党市长赵祖康举行了交接仪式,父亲在场。

    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以近8000名“战上海”官兵生命换来的历史瞬间！

    （《新民晚报》9.29 周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