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的诗和阴暗的画

    虽然以诗人的身份享誉世界,但泰戈尔的兴趣绝不局限于写诗。自幼他就爱好绘画，但可惜从未受过正规的绘画训练。他正式成为画家出于偶然：1924年前后,在写作过程中，泰戈尔用钢笔墨水涂改手稿时,偶然画出一些类似鹰隼剪影或怪兽形状的装饰图案。这种妙手偶得的即兴创作,给诗人带来意外的乐趣,从此他像孩子般入迷地开始作画。

    据印度当代著名学者维希瓦纳特·S·纳拉万教授的说法，“他的绘画是从他所选定的职业——写作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即从书法脱胎而来的。他以书写整齐美观为乐事。在修改写好的东西时，他往往发现有必要增删或变动一些词语，乃至整行。这些改动打破了作品卷面的和谐，也影响了他的情绪。这些涂改之处‘呼唤着补偿’，于是他开始‘加以补救，使它们最终达到匀称完善’。泰戈尔就这样开始了删改修补的游戏，划掉的词语又以不同的方式连接起来，直到‘一些弯曲旋动的形态’开始出现为止。这一过程不断延续，涂改擦去的部分逐渐变得复杂，从美学上看，这些东西的结合体变得越来越有意思。”

    1930年,泰戈尔的画展在世界各地举行,轰动了艺坛。不过，与国际上获得的一片赞扬不同,当时印度国内对泰戈尔画作毁誉参半。一种否定的评价来自学院派和传统派,他们认为这些未经训练、单凭感觉的涂抹是老诗人晚年做的“可爱的蠢事”“时髦的消遣”；另一种肯定的评价来自现代主义者,他们认为诗人感觉上的丰富弥补了训练上的不足，比如，印度后印象派女画家阿姆里塔谢吉尔赞叹道:“我喜欢他的画甚至超过喜欢他的诗。”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甚至引发了天分和训练在艺术表现中的作用的有趣争论。

    有人认为，泰戈尔的绘画否定了他早期的文学、音乐作品所表达的哲学态度。他们认为：“第一，他的绘画反映了生活中黑暗、严峻、残酷、不合情理、怪诞不经的一面，而他的诗歌和音乐却表现了对和谐、慷慨、平等、宁静、善与美的信念。第二，作为诗人和作曲家，他是一位理智的、深思熟虑的艺术家，对于自己创造的一切追求尽善尽美，而他的画是一些既无理智又无意识的冲动的产物，他对这些冲动根本就没有加以控制。第三，他的画充满了忧郁、痛苦、绝望和烦恼，表现出一种与他的诗歌、音乐所具有的豁达、乐观精神迥然不同的悲观情调。”

    如果对泰戈尔的艺术作全景式的把握，就会发现：正如死与生、近与远，自由与束缚、罪恶与善良、占有与舍弃、运动和静止、内容和形式、时间与空间等等一样，缺陷、对立、丑陋和不完善在泰戈尔的哲学里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占主导地位或起决定作用的。它们与其对立面一道互为补充和完善，展示着这个多姿多彩、无限丰富复杂的生活海洋。神秘、恐怖、丑怪的形象作为泰戈尔对世界的一种真切感受和体验，同那些相对恬静和温柔的朦胧月色、辉煌的树林景致一道，诠释着泰戈尔所感受到的宇宙真实，显示着和谐统一的无上真理。更何况，对于任何一个艺术家来说，为了表现真实，表达和谐统一的最高真理，有必要对以客观事实形式存在的对象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这当中既包括合理的取舍，也包括想象、联想甚至某种程度的夸张、变形和重组。

    （《文汇报》10.6 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