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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上世纪40年代，天津解放时我刚刚记事。有几件器物与我相伴多年，从中也可看到新中国70年的发展与变革。
“话匣子”种种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同志因脑溢血在莫斯科病逝。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收听纪念大会的实况广播，集体默哀，表示缅怀。那时我年纪尚小，只记得偌大的居民区只有一家有收音机，附近的居民都挤在这户人家收听广播。收音机在发出嘟嘟的声音时，在场的人统统站立起来，对着那收音机低头静默。据说这台收音机是日本货，立式，高约一尺，浅褐色，两侧边缘为圆角，表面有些对称的大孔洞，有如不规则形的小纱窗，下部有两个黑色的钮，像一对大眼睛，“大眼睛”的上方有一“小窗”，“小窗”里可看到尖尖的指针指向半条弧线，弧线分段标着几个数字。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种不使用电源，电路里只有一个半导体元件的收音机——“矿石收音机”冒了出来。矿石收音机不用买，可以自己“攒”，零部件需要一件件去选购。矿石收音机只能一个人戴着耳机收听——一个半圆形的金属圈挂在头顶上，两头是圆形的耳机紧紧扣在两只耳朵上，那样子常常让我想起特务分子向敌台发报。矿石收音机需要安天线、地线，那时无论是市内还是农村，房上尽是竖起的杆子，各家天线林立，竟也成了那个时代城乡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进入60年代，一些家庭开始添置晶体管收音机。我父亲一咬牙，竟买回一台崭新的牡丹牌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可以收到很多台，而且音质清楚。围在一起听广播，一家人其乐融融。再后来，各种不同品牌、不同式样、不同型号的“半导体”纷纷亮相，大的、小的，长方形的，椭圆形的……家家户户几乎都有，有的家还不止一台。
门外说相机
照相机，人们再熟悉不过了。但在我小时候，这一用于摄影的光学器械，在一般老百姓的眼里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那时我喜爱画画，四处寻找“画样子”，有一种叫“晒阳纸”的东西，让我着了迷。将一种薄的半透明的图片敷在一种淡蓝色的晒阳纸上，用两块长方形的小玻璃将其夹在一起，到太阳底下去晒，十几分钟后，拿出来，放到凉水中漂洗，一会儿，那图片的影子就显现在晒阳纸上，那图上大都是《封神演义》《三侠五义》《彭公案》里的人物，诸如土行孙、白玉堂、欧阳德等。如果把这种东西与照相扯在一起，这大概就是我玩照相机的“萌芽”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一位亲戚送我一台旧的135相机，这才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相机。有了这台相机，我如鱼得水，同学们到北宁公园游园，我选取不同的景点，给大家拍了很多照片。这台相机的上方有玻璃方框，拍照时得低下头望着那方框取景，洗出的照片近于方形。50多年过去，当年留下的底片已经变脆，大多已不堪使用，如今似乎也没有洗这种相片的地方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傻瓜”相机风行。这类相机体积小、重量轻、操作简单。对于我这个工薪阶层来说，拥有一台“傻瓜”相机是不成问题的。我特意托人在北京五棵松购得一台德国进口的小“傻瓜”相机，到外地办事经常带着它，出门旅游装在皮盒子里，别在腰间，就像别着一把盒子枪。遇到好景就拍，居然留下不少精美的风景照。
这些年，数码相机流行起来。以往我写东西，凡有图片的，都得将拍出的底片在照相馆冲洗出来，拣质量好的照片随书稿或文稿一并邮寄给出版社或报社。现在好了，只要将数码相机里的文件转入电脑，只用手指一点，通过网络发送，对方就能收到。
从录音机到录音笔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河北区委宣传部工作，那时部里有一台磁带录音机，约一尺见方，高约半尺，上面是两个圆盘，录放时，宽大的录音带缓缓地由这边转到那边。凡有大型报告会，部里都安排专人提着笨重的录音机赶往会场，将报告人的讲话录下来，回去后召开会议时播放。
80年代至世纪之交，盒式磁带录音机流行，那种又大又笨的录音机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我喜欢音乐，购得一部盒式磁带录音机，随后又陆续购买录有世界名曲、中外舞曲的录音带，闲暇时听一听，亦可作为一种精神享受。我对交谊舞也很着迷，常有人说我的华尔兹、布鲁斯、福克斯跳得好，是“科班出身”，我说我跳舞也大都是靠录音带里的舞曲和专业的步法学来的。2000年我儿子出国留学，因老师用外语讲课，我特意给他买了一个小型收录机和耳塞，让他在课堂录音，课下再放，巩固所学的知识。儿子学成回国，竟又把那收录机带了回来。
随着科技的进步及网络的快速发展，新世纪以来，盒式录音机已趋于淘汰。2011年春，张牧石先生患病，卧床期间，由其大女儿和二女儿轮流照顾。先生病重，我想留下一套系统的有价值的口述资料，于是特意买了一种携带方便、同时拥有多种功能的数码录音笔，到先生床前为他录音。担心先生太累，一天录一段，今天是大女儿在身边，明天或许是二女儿在身边。
近年来又有了智能录音笔，功能有了更大拓展，据说其录音可同步转成文稿，录音结束，即时成稿。另外，电脑、手机也都有录放的功能，其效率与当年我们使用的那种大录音机相比，不知高出多少倍。
（《今晚报》10.4 定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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