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逻辑发生了两个方面的转化

    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社会在多元化过程中进一步分化，改革开放之初的国家-社会-市场的三元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国家在内的上层建筑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必然选择。

    要理解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应该抛弃现代化有单一模式的思维定式，避免用先行现代化国家的成功经验简单评价中国的举措，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客观评价已经取得的治理成就，清醒辨析当下中国的内外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题和主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推动各个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确定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8年3月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则明确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组织体系和方式、运行机制等，以制度规定的方式解决了长期争议不决的党与国家机构的关系问题。党内相关法规的陆续出台，为党全面领导各个领域的工作提出了基本遵循。

    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当下的国家治理逻辑发生了两个方面的转化：

    一是主题的转化，即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渐进探索改革，转为突出“顶层设计”的整体推进式改革。

    与“摸着石头过河”式改革相比，“顶层设计”的改革方式有三个明显特点：首先是成立了专门负责改革规划、统筹协调、推动督促的机构，实现了“顶层设计”主体的制度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任组长，总揽各领域改革的规划和统筹工作。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领导小组制度化为委员会。通过定期召开会议，研究确定相关领域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协调处理全局性、长远性、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指导、推动、督促中央有关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组织落实。

    其次是制订各领域改革的总体规划、整体方案，以明确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以及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截止到2016年底，共出台改革方案419个。仅仅3年多的努力，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框架就基本确立，一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举措取得重大突破，一批重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成果已经形成。

    再次是统筹推进改革。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提高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耦合性，加强改革配套衔接，依法有序推进改革，力争最大综合效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各地的改革要按照中央要求推进，不要事情还没弄明白就盲目推进，不要超出中央确定的界限来推进，过犹不及，弄不好适得其反。要有序推进改革。该中央统一安排的各地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延，该试点的不要仓促面上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先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要避免在时机尚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哄而上，欲速而不达。要避免畸轻畸重、顾此失彼，避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

    加强顶层设计，并不是放弃“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对后者的升级和补充，因为后者是“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方法”。一方面，摸着石头过河要有规则，要“按照已经认识到的规律来办”，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另一方面，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

    二是主线的转化，即从通过各个领域的“放权让利”改革全面激活地方、基层的活力，培育壮大社会和市场力量，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转向通过发挥党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优势，集中力量解决改革发展难题。一方面要通过对多元化社会的政治整合和组织再造，凝聚社会共识，增强社会团结，另一方面要克服国家治理中的部门主义、分散主义以及政治不忠诚等问题，提升制度执行力和国家治理能力。

    主线的转化在本质上就是对党的领导方式的重新明确和新形势下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的全面发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国家治理改革就是通过党的领导来调整和矫正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定型的国家-社会-市场的三元结构。

    党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一方面在于它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和使命，在多元的利益格局中具有“凌驾”、超脱的地位，可以突破思想认识障碍和各种局部利益的束缚，从全局和整体考虑问题，谋划治理；另一方面在于其拥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庞大的党员群体、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有力地掌控着政治领导权，可以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完善，政策行动上的统一协调，克服国家治理中存在的分散主义、部门主义、地方主义，进而保证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因此，共产党在中国的国家治理改革中，一直扮演着设计者、推动者和维护者的角色。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就强调，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没有一个具有“高度自觉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进行统一领导，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谈到在中国要实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实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管理这样一个大党、大国的国情需要，是发挥中国制度最大优势的需要，是古往今来世界上的大国崩溃或衰败给出的经验教训。“离开党的领导，中国的一切现代化目标都不可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政治力量领导下的现代化。”十九大报告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申了党的信仰和理念，并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列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条内容。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的最大制度优势被写入了党章和宪法。

    （《北京日报》9.23 杨雪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