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追回流散国宝

    从皇家紫禁城到人民博物院,故宫目前拥有超过186万件（套）文物藏品,奇珍异宝灿若群星。众所周知,一些珍宝有着失而复得的曲折经历；鲜为人知的是,“追”宝回国的传奇中,总有一个神秘组织的身影……

    这一神秘组织正是“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由清末至上世纪四十年代,战祸不断,国难经年。大量国宝珍玩南流至香港,令各路文物商贩、藏界老饕垂涎。新中国成立之后,为避免国家永失珍宝,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下,由文化部文物局建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为中国人民“追”宝。

    “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郑振铎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当时,这个神秘组织刚刚千方百计成功为新中国追回了《中秋帖》和《伯远帖》。

    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并称“三希”,被清乾隆帝视为稀世珍品,是国宝中的国宝。清末世局纷乱,《中秋帖》《伯远帖》被清逊帝溥仪携出紫禁城,其后几易其手,辗转至香港。

    1951年10月,文物圈中传出两帖即将询价出售的消息。为防中华瑰宝失散,神秘组织火速启动抢救工作。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奉命偕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星夜兼程,南下谈判。其间斗智斗勇,最终成功购回国宝。

    举步维艰、筚路蓝缕,秘密小组在“二希”之外仍成功征集了唐韩滉《五牛图》、宋徽宗赵佶《祥龙石图》等许多珍宝。

    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有一批别具特色的馆藏文物——数百件极富广东地方特色的石湾艺术陶瓷。它们都来自文物收藏家杨铨先生于1959年至1964年间的捐赠。

    杨铨少时移居香港,亲眼目睹中华文物惨遭盗卖外流,因此立志“尽毕生之力保护中华文物”。日军侵占香港时,即便受尽磨难,他仍排除万难保护藏品周全。然而,这批藏品的未来却也一直困扰着他。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经过观察,杨铨由衷感到,这是一个真正“注重对文物的保管、整理和研究”的政府,深思之后,他决心将自己珍藏的5000余件文物捐献国家。

    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接受的最大规模的文物捐赠。文物包括陶瓷、铜器、玉石器、漆木竹器、文具等,时代涵盖新石器至近现代。

    与他作出相同选择的,还有蜚声国际的病理学专家、中国病理学先驱之一侯宝璋先生。

    在1963年至1972年间,他及家属数次择选家藏,将陶瓷、书画、铜器等2000余件文物捐赠给国家。这些珍贵文物此后都被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从先秦兵戈到隋唐镜鉴,国宝连结国运,呈现民心。山河破碎、人心浇漓,国宝难免灭失流散；但若举国向上、民心振奋,曾经蒙尘的国宝终有机缘经由一位位赤诚无私的“杨铨”“侯宝璋”之手,踏上回家归途。

    《永乐大典》,命运多舛。

    这部汇集了自先秦迄明初约8000种古代典籍的“百科全书”,历经朝代更迭、民族劫难,正本早已渺无踪迹、副本亦经久散佚。据统计,《永乐大典》已知存世仅800余卷、400余册,每一册均极珍贵。

    正是流失《永乐大典》归国,开创了外国政府向新中国返还流失文物先河。

    新中国成立伊始,虽百废待兴,却不忘早早着手建章立制、遏制文物流失。1950年5月,新中国公布第一部文物保护法令——《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法令严格限制文物出口,切实实施文物进出境审查,迅速扭转了鸦片战争以来国宝奇珍大量流失的局面。

    新中国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鲜明态度,赢得了一批国家的尊重。

    1951年至1958年间,苏联先后3次向我国返还共64册《永乐大典》。1955年12月,民主德国又返还3册八国联军侵华时劫走的《永乐大典》。

    如今,《永乐大典》作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已有无数观众曾在展览中被它蕴涵的辉煌所吸引,更为它得以归国的传奇而赞叹。今天的它也再不仅以泛黄卷册面貌示人——以它为主题的系列冰箱贴、充电宝、文房套装等文创产品,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广受欢迎。

    （《新华每日电讯》9.18 施雨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