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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早上6点，东方已现出橘红色的曙光，历来习惯昼夜颠倒的毛泽东主席即便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仍然不愿改变作息时间，又忙完了一个通宵，披上衣服走出办公室。但此时，他并没有任何睡意，而是点起一支烟，边抽边在院内踱步。昨晚，正在检查天安门上毛主席画像的周恩来，在百忙中多次打电话催毛主席休息。这会儿，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毛主席终于进了卧室。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毛主席即便靠安眠药也无法入睡。
“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
1949年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在华东华中快速推进并即将在全中国取得胜利之时，中共判断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便计划在北平举办一场开国大典。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定都北平，并自当天始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据杨成武回忆，1949年6月初，他在中南海接受指挥第20兵团布防平津塘秦任务时，周恩来便向他谈了有关建立新中国的相关内容。7月1日之后，中共中央正式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亲自担任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担任副主任。筹备委员会首先敲定了开国大典所包括的三大项目，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为了保证将开国大典阅兵办成解放军历史上最盛大最庄严的庆典，朱德总司令亲自担任阅兵司令员，代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杨成武和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华北军区作战训练处处长唐永健、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明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书记肖松共同担任副指挥。为了保证阅兵实时指挥效果，杨成武和唐延杰还分别兼任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
杨成武和唐延杰上任之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在军委直接领导下主持起草包含受阅部队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和受阅前训练等内容的《阅兵典礼方案》。但在此之前，首先要确定阅兵场地。军委经过研究，判断北平周边有两个地点可供选择。一是西郊机场，这里曾经举行过欢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入北平的入城阅兵式，部分解放军将领认为西郊机场地形开阔，与北平市区距离远，部队调动方便，且不影响市内交通。但同时，参与开国大典的群众如何进驻机场需要安排专门的交通工具。此外西郊机场缺乏举办代行阅兵式所需的检阅台。而临时建造一座检阅台，工程量浩大，也将耗费一笔不菲的资金，阅兵之后检阅台将会被拆毁。这对于从来不花冤枉钱的中共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个选择就是天安门广场。这里有雄伟巍峨的天安门城楼，能够作为最好的检阅台。同时天安门广场位于北平市中心，参加游行的群众进出方便。天安门广场最大的缺点在于，作为阅兵场地显得狭小，阅兵和游行期间必将影响市内交通。负责考察场地的华北军区将西郊机场和天安门广场两个阅兵场地呈报中央，请中央选择。周恩来经过再三考虑，最后于9月2日郑重写下批示：“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
开国第一次一定要搞好
确定阅兵场地之后，杨成武和唐延杰立即着手起草方案。由于此前解放军缺乏举行建国阅兵的经验，自然也无前例可寻。但毛泽东却半开玩笑地开导经办人员，我军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一定要搞好。
负责制定方案的杨成武和唐延杰调阅了各方面的阅兵资料，并且走访了在北京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国民党将领以及苏联顾问。刘伯承司令员早先曾在苏联了解过红场阅兵的情况，他对杨成武说，阅兵无非就是一种特定内容的仪礼，一种形式。陈毅则指出，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展示出来，让中国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在部队展开训练后，亲任阅兵司令员的朱德总司令亲临北郊炮兵驻地视察。参阅的青年官兵很多没有见过朱德总司令，此时见到本人，都说老总就像部队的普通老同志，慈祥又不失威严。后来杨成武听炮兵团参谋黄云桥讲，朱总司令坐一辆吉普车到驻地，由于道路崎岖竟然熄火了。周边的指战员立刻一拥而上，连推带抬，竟然让车子重新发动起来。但这个细节却让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军委领导十分重视，专门指示阅兵指挥部要注意阅兵车辆的可靠性问题。
参阅的第199师从指挥员到普通战士，统一在天坛围墙外用作训练场地的空地边上搭帐篷。由于每天练习慢跑步、转法和正步分解动作，战士们的新布鞋撑不了几天便磨破了。有些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兵认为阅兵分解动作枯燥无用，部队中有了焦躁和轻视情绪。杨成武了解部队的情绪之后，专门向指战员讲解，军队讲究队列队形，相当于古代讲战法，还举出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和诸葛孔明八阵图的例子，并指出我军即便在打游击时，也很讲究队形。随后，杨成武带着阅兵指挥所的人员，走访一个个阅兵训练场，讲解在开国大典搞阅兵的意义，激发指战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过于灵敏的话筒
在整个阅兵期间，解放军通信兵承担了复杂而重要的通信保障工作。时任军委电信总局局长的王诤将军亲自从周恩来那里领受这个天字号的任务，然后立刻召开通信、器材和接收华北电信总局的负责人开会，部署具体工作。在天安门城楼北侧，专门架设了15瓦短波电台，城楼内侧宫门以东则由报话机和收发电台专门负责杨成武的阅兵指挥所使用。这些器材都是美国货，质量较为可靠。
除这些军用电台外，王诤选调当时国内最优秀的扩音器材专家、时任军委三局九队队长的傅英豪负责在城楼安装扩音喇叭，而话筒则是由新华广播电台的李伍和李志海负责。此前傅英豪因为圆满完成了政协第一次会议的扩音保障任务受到周恩来的表扬。这一次傅英豪为保证现场的扩音效果，将九只电喇叭焊接到一块金属板上，创造了被称为“九头鸟”的超级喇叭。李伍和李志海则在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时期使用过的话筒中挑出两套最可靠的，一套安装在天安门城楼上，另一部用于新华广播电台的实况直播。
不过这一次，极度灵敏的话筒却起到了一些“反作用”。据现场人员回忆，当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请毛主席按动电钮控制升旗时，最初只说“请毛主席升旗”。身边工作人员马上发现问题，提醒林伯渠应该是“升国旗”，于是林伯渠同志又再说了一遍。此时城楼上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提前没有确定升国旗电钮的位置。于是喇叭中传来低声的问话“升国旗的机关（按钮）在哪里？在哪里？你说呢？”城楼上的人们并不清楚，他们的低声细语竟然会通过话筒被现场喇叭播放出来，甚至借助新华广播电台的实况广播传到中国各地同时打开的无数台收音机中，现场的钢丝录音带中同样记录了这些特殊的小插曲。
那个让天安门城楼上众人手忙脚乱的升旗电钮，是9月30日才紧急完成安装的。当夜进行的预演中，电动升旗的机械系统出现了故障，竟然升到半途就停了下来，把现场人员吓得够呛。好在此时周恩来和负责开国大典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都在现场，并没有责怪工作人员。
开国大典的安保
此时周恩来已经四天四夜没合眼，10月1日清晨他还要去接待参加开国大典的苏联代表团。但以工作事无巨细著称的周恩来，仍然要到天安门广场上对大典准备情况进行最后的审查。这一查还真找出几个问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刚刚安装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下沿有一行毛泽东手体字，“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看到之后立刻指出“毛主席怎么会那么不谦虚呢，在自己的画像下面写自己的名言？”要求负责绘制画像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实用美术系讲师周令钊进行修改。
说起来这幅画像已经在细节上进行过几次修改。周令钊和他的夫人陈若菊带着几位油漆工人，对照新华社摄影大师吴印咸在延安为毛主席拍摄的照片进行临摹。极为兴奋的画家们特意将毛主席的衣领改成了敞口式。但大典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聂荣臻在看过之后一面称赞画的蛮像的，另一面却指出如此庄严严肃的场合，主席的领口应该扣好。周令钊修改之后，原本以为已经万无一失，但好在有周恩来把关。
负责开国大典保卫工作的是华北军区和北京市公安局便衣警卫大队。便衣警卫大队是北平市公安局为了保证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安保工作在8月专门成立的。北平纠察总队抽调一个连队负责沿线的便衣警卫，华北军区情报处调侦查员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互动场所附近的定点秘密警卫，又从应届中学毕业生中挑选了40名女青年参加会议服务工作并履行警卫任务。整个便衣警卫大队内外勤两组共有干部400余人。便衣警卫大队后改编为北平市公安局警卫科。
从8月开始，北平与政协会议及大典相关的区域，出现了一批三轮车夫、修鞋匠人、拾荒人员和路边摊贩，这些人全是由便衣警卫大队侦查员化装改扮的。10月1日凌晨，周恩来带着慕丰韵和闽步瀛等人最后沿毛主席和民主人士预定的行进路线进行了勘察，保证细节万无一失。当天下午典礼开始时，便衣警卫大队人员全部换上服务员和工作人员服装，散布在观礼台和群众中。便衣警卫大队政委慕丰韵在金水桥畔坐镇。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的真正出处
10月1日下午1时，警卫员叫醒了毛主席。2点30分，主席到丰泽园门前与其他中央首长会合。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主席的休息情况。毛主席摇摇头，风趣地说：“咱们一生就是打疲劳战吧。”2点45分，毛主席和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分乘汽车抵达天安门城楼北面。大家在西侧台阶处寒暄，依次登上城楼，一直走到天安门城楼正中央，整个广场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
下午2点55分，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向全国人民直播开国大典盛况。下午3点整，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正式开始。在人们的热盼中，风停了，雨住了，天空中出现了一道亮丽的彩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乐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就位。
毛主席站在扩音话筒前，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主席那充满激情的、十分洪亮的声音，回荡在天安门上空。但需要指出的是，日后在无数文章、影视艺术作品中出现的那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在现实中并未出现。事实上，毛主席在城楼上全文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中并没有这一句名言。
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上指出：“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才是“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一句的真正出处。
随着开国大典落下帷幕，北京上空生起了万朵五彩缤纷的礼花，从四面八方飞向天安门广场的高空，古都沉浸在狂欢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异彩纷呈的“礼花”实际上是240名华北军区信号兵发射的苏制信号弹。据负责指挥信号兵的华北军区作战科科长张桂文回忆，开国大典阅兵式结束，群众游行开始。在暮色之中群众点燃了灯笼和火把，广场立刻成为热闹灯火的海洋。此时指挥台上的张桂文接到阅兵指挥部的命令，“施放礼花！”
张桂文立刻凑近麦克风向信号兵下达命令。谁知此时扩音喇叭竟然一丝声音都没有发出。好在阅兵指挥部早有准备，张桂文抽出信号枪向天空中发射了一枚绿色信号弹。此举吓坏了现场的警卫人员，就在周围人员不知所措之时，240名信号兵从广场周边6个发射点将3万发信号弹射向空中，空军高射炮兵的探照灯部队也开始对空照射。
1949年10月1日，被各色信号弹照亮的北京天空是兴奋甚至欣喜若狂的。一个新的国家从此诞生，一个伟大而饱尝苦难的民族，终于走上了光明的发展之路。
（《国家人文历史》2019年第18期 白孟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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